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克鲁格曼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
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样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做出几点说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数据，只考虑了在所得税表格中的申报收入，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资本收入低估进行矫正。通过对多种可得的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
其次，还要注意，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资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利得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资本利得一项就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额增添了5个百分点，这一数额是巨大的。之前的纪录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盘的前夕，那时也不过是3个百分点而已，但这种水平难以长期持续下去。如果我们简单忽略掉资本利得(鉴于这种类型的收入在美国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仍会发现最富10%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量很大，上世纪70年代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过46%，增加了14个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到2000～2010年间为2%～3%。因此结构性上涨在1个百分点左右：并非一点不重要，但与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的14个百分点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
通过考察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美国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不含资本利得)的上涨表现得相对稳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纪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达到40%，到世纪之交达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6%，当然这剔除了资本利得收入)已经明显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数据显示，这种增长仍在继续。
短期波动未改变长期趋势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表明，不能指望这样的金融危机本身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获利已风光不再。这些年份的资本利得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我现在必须阐明这些因素的逻辑机制。
进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将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组：最富有的1%，紧接着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长的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资本利得的波动使得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万美元至15万美元之间)以及“4%”群组(收入介于15万美元至35.2万美元)也经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1个百分点)，而后者从13%升至16%(3个百分点)。很明显，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这些社会群组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也算是高收入组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得相当不错，特别是它准确而恰当地给才能和功绩以物质回报。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位于他们之上的社会群组更厉害：国民收入增长的15%归于10%的人；其中的约11%，或者说近3/4属于那“1%”群组(2010年收入超过35.2万美元)；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群组(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正如我刚刚展示的，金融危机本身似乎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上个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机前夕)，考虑到这些特征，上述疑问很难避免。
美内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债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利息收入，进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的1%人口就独自占据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很明显，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伴随着异常强劲的美国经济，情况将大不一样。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与过往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这导致中下收入阶层的实质停滞。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大约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5%)大约是美国本世纪头10年贸易逆差规模(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4%)的四倍。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这一巨额贸易逆差(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顺差)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使得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进而导致了2008年危机的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国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归咎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论，如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率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