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二元分裂趋势——现代化过程较为顺利的国家日益世俗化，而现代化过程不太顺利的国家则越来越宗教化。但是，世俗化的国家并未因此摆脱向外推行同一种价值观的思维，而宗教化趋势的国家增多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相互间的对立和猜疑。
世界能否摆脱这种思维，能否免于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拥有“世俗理性”丰厚资源的中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
国际关系必须是价值祛魅型
历史上，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发动的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三十年战争，都曾给相关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如今，基于极端价值观而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和战乱依然严重威胁着国际和地区安全体系，如肆虐中东的伊斯兰国。
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己之所欲，强施于人”的思维对于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极具破坏性，并不适用处理国家间关系。
然而，“三十年战争”后挣脱神权桎梏的欧洲诸强并未汲取这一历史性教训，反而热衷于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福音”，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炮舰与征服，其结局是列强对世界瓜分后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而冷战后西方所欢呼的“历史终结”无非这种思维的又一次回光返照。
不过，世界历史永远不可能止步于某处而徘徊不前，正如时钟不会为任何人或事停摆一样，人类历史蕴藏着无尽丰富的多元价值，任何人为的扼杀与截取都将是徒劳而无益的。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最高道德是生存。国家的这一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国际体系必须是价值怯魅型的，必须对所有试图“一统天下”的价值输出具有 “免疫力”。
中国的世俗理性
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有些国家往往把他国视为有待改造或教化的客体，热衷于推广本国的价值和制度。以这种妄自尊大的态度和思维处理国际关系结果可想而知。
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思维和行动在当代世界依旧十分活跃。为了突出自身文明的某些价值或特征甚而自矜功伐的干涉行为所在多有，极大破坏了当今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和平。国际政治如何“走出中世纪”继续考验着当代诸多大国的智慧和能力。
环顾世界上诸大国，中国却是其中唯一在历史上未受一神论思维支配的国家，因而也是“世俗理性”最为发达的大国。所谓“世俗理性”并不是摒弃信仰，也不是不重视价值和道义的作用，而是不把所谓的信条或价值绝对化，不把推广或输出信条或价值作为现实的目标。
中国的世俗理性其实更多强调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体现的道德水准和灵活原则，而不盲目崇信所谓的先验价值。
人们或许质疑历史上的中国曾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竭力维护一种国际性的“差序格局”即朝贡体系，难道不是把“蛮夷”视为文化改造的对象吗?但笔者认为其中存在诸多“成见”。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少朝代如汉隋唐宋，与匈奴、突厥等民族的关系事实上是蛮平等的。朝贡体系不仅不是单向度的，反而是多向度甚至可逆的。除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王朝之间，他族王朝相互之间也存在朝贡关系。他族王朝曾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向他族王朝朝贡的情况亦不罕见。因此，朝贡体系并非中国的“专利”。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从来不依仗坚船利炮，不伴随战争与征服，而是平等的文化交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映射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上的自信。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唐朝的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等，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自信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与异域文化进行和平与平等的交流。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义不计其功”所概括的恰是中国处理与“朝贡”国家关系的平等互利原则。
“世俗理性”可引领国际政治走出中世纪
捍卫国际政治的世俗化理性就必须剔除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自命高人一等的弥赛亚情结，摒弃一切颠覆他国政权、教化他国的非法行为。
国际政治的世俗理性要求：首先把他国视为一个平等的主体，这是形成哈贝马斯言说的“主体间”关系的前提。
其次，世俗理性保障国家自由而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进而形成国家间维度的“公共领域”。因此，产生自某一文明体的某些价值也许在治国理政方面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值得他国学习或借鉴，但在国际政治中则不仅不是普世的，任何试图将之强制输出的思想和行动反而是激进而荒谬的。
国际政治的“普世价值”必然是中庸的。古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有践行正确“义利观”的中国，其文化中拥有国际政治“普世价值”的内在精神。
笔者认为，中国世俗理性的精髓可以概括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以此种世俗理性抑制一神论思维和弥赛亚冲动，引领当代国际政治“走出中世纪”，无疑是具有生命力的。同时，笔者深信，对于中国而言，在国际上倡导世俗理性亦是提升中国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