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赵婷
内容摘要：卡特尔型政党理论所描述的并非传统的单一型政党，而是国家权力建构范围内的政党联合体，这些政党在议会选举的政治表演中不知羞耻地一次次上演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性民主闹剧，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私下协商分享了“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权力。
卡特尔型政党理论所描述的并非传统的单一型政党，而是国家权力建构范围内的政党联合体，这些政党在议会选举的政治表演中不知羞耻地一次次上演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性民主闹剧，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私下协商分享了“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权力，这些政党经由选民与国家的中介人角色转换，最终变成了政权的代理人。
纵观西方政党政治的演变历史，可以说马克斯·韦伯有关政治以及政党的论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党类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19年，他在题为“以政治为业”的一次演讲中使用了“政治职业化”这一观念，此后西方政党政治发展逐步淡化甚至抛弃了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政党组织建设和政治、社会资源的掌控。西方政党政治的这一实践转向，就此为政党类型学理论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接续马克斯·韦伯引起的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变革，迪韦尔热和纽曼在这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
对迪韦尔热政党类型理论的改进
迪韦尔热通过对他所处时代西方各类型政党进行的理论描述性分析，意图构建一种普遍适用的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他主要按照政党党员的人数和组织内部的关系作出了干部党、群众党和信徒党的分类，其中信徒党特指“纳粹党”这样的以单一政治领袖为核心的政党组织，而干部党和群众党的区别则侧重在政党组织内部成员的工作分工、类型与效能意义上。干部型政党的特征是组织相对松散，整体性意识相对缺乏，大多情况依靠组织内的少数政治精英实现政治目的；而群众型政党则以明确的政治纲领、章程为组织基础，不仅拥有数量众多的党员，而且还执行严格的入党程序、开展严密的组织生活。这种政党分类方法为以后的政党组织类型学研究奠定了现实基础。
西方政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进行政治组织分化与政治重组，原有的政党分类方法已无法将大量新兴的由少数精英控制却拥有大量党员的新型西方政党进行归类。库勒通过对荷兰各政党进行的长期经验性研究，对迪韦尔热的政党分类法理论进行了改进，并将这些新型政党取名为 “现代干部型政党”。库勒将此类政党的特点归结为：拥有以议会党团为代表的职业领导集团，政党领袖对基层党员有着高度责任感；政党组织保留群众型政党的垂直组织结构；党员是政党资金和领袖选举的主要来源；选举纲领指向明确的选民范围，但不局限于某一阶级。就事实而言，库勒的这一新概念，依然无法定义荷兰之外的西方国家政党，例如，加拿大的许多政党也有着严密的中央与基层组织，但党的领袖在当选后完全不受约束，对基层党员几乎没有义务；而美国民主党、共和党更是以选举人为核心，甚至党的全国委员会也只能为派系竞争提供政治表演舞台。因此，维尔主张按照党员在政党中的实际参与程度（包括成员介入程度和积极成员的数量）重新划分干部党和群众党，这样也就弥补了库勒的“现代干部党”在理论概括性上的不足，为进一步阐述以政治精英为中心同时又拥有大量成员的西方政党提供现实的理论支撑。
值得指出的是，迪韦尔热的理论被后继的研究者看做是相对静止而明确的分类学，包括库勒和维尔都陷入了为解释西方政党的静态组织形式而不断修正理论的困境，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稍晚于迪韦尔热的纽曼的理论分析，他在将西方政党区分为个人代表型政党和群众整体型政党时，认为政党组织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选举，也应该给市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和精神上的归属感，进而不断提高市民和群众的整体性意识，而以此为发展目标的群众型政党必然会取代传统上只代表个人的政党（相当于迪韦尔热所说的干部党）。从这一意义上讲，纽曼对干部党、群众型政党、全方位政党和卡特尔政党的演变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为政党类型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对传统政党类型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基希海默尔沿着纽曼提供的理论路径，深入研究了西方政党正在发生的重要转型。在他看来，群众型政党正在转变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上态度温和的全方位政党，这一类型的政党基于西方现实的发展要求，摒弃了此前浓烈的对群众进行知识教育和道德整合的政治目标，从而放下了以往的意识形态负担，转而向利益集团寻求政治和经济支持，调整了群众被视为政治力量唯一来源的政治传统。为了在大选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全方位政党依据现实的需要，选择从高素质政党领袖和中间性政治主张方面来赢得高支持率。基希海默尔认为，当前全方位政党的成功政治运作必然引起其他类型政党的效仿，进而可能引发整个西方政党体制的现代政治转型。然而事实是，一些政党保持了传统群众型政党的政治属性，依旧代表并保护特殊集团和阶级的利益，少数仍强调意识形态认同的政党甚至取得了阶段性的选举成功，这有力地反驳了西方政党“全方位化”的预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帕诺比昂科开辟了一条基于西方社会中间阶层不断扩展和社会结构的“橄榄化”转型所导致的社会分层变迁的新研究路径。基于该路径，现代西方政党政治整体战略发生转变和政策调整，形成了全方位型政党。而这一研究方法，超越了从迪韦尔热以来所持续关注的政党组织结构的研究方法，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传统政党类型理论中未能充分注意政党组织内部变化的要点上，给予理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高度关注。
帕诺比昂科把明确政党组织的目标作为出发点来解决基希海默尔遭遇的组织困境，他强调每个组织都有主要的目标和附属于这个主要目标的次一级目标，他把选举看做是现代西方政党的主要目标，因而将西方政党政治的关键性变迁阐述为一种从“群众官僚型政党”（Mass-bureaucratic Party）向“职业选举型政党”（Electoral-professional Party）的转换，前者相当于迪韦尔热的群众型政党，后者则是对具有模糊性的全方位政党的重新定义。帕诺比昂科强调政党起源的重要性，但是绕过了困扰全方位政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困惑，他设想不同起源的政党在不断的政治竞争中，最终将屈从于权力的诱惑而成为职业选举型政党。我们可以从表1中看出两种政党类型的主要差别。帕诺比昂科自己也承认，这只是一种理想中的分类，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西方政党完全符合这种分类标准。
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出现了选民政治态度冷漠和政党意识形态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有趣循环，选民们越来越多背离原有的政治传统，因而全方位政党所采取的那种靠政党领袖和制定政策来竞争选票的策略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在这种情况下，卡茨和梅尔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卡特尔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放弃了以依赖党员政治忠诚度维系政党组织运作的政治传统，转而由政党领袖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的政治津贴，从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政治机构拨款进行政党组织正常运作的维系。与更具企业化的全方位政党相比，卡特尔型政党十分强调政党组织自己的管理技巧和效率，全面开展资本密集型的选举活动，争取和号召更为广泛的选民。卡特尔型政党理论所描述的并非传统的单一型政党，而是国家权力建构范围内的政党联合体，这些政党在议会选举的政治表演中不知羞耻地一次次上演西方政党政治的竞争性民主闹剧，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式各样的私下协商分享了“竞争性民主政治”的政治权力，这些政党经由选民与国家的中介人角色转换，最终变成了政权的代理人。
从当前的西方多国的政党政治运作来看，无论是多党制下的政党议席分配，还是两党制中轮流执政和内阁制构成的混合性政治生态，都证明了卡特尔型政党是西方国家权力分配和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另外，在笔者看来，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这种在威权体制下形成的主导型政党，通过政治精英的遴选实现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沟通，看似既能代表民意又能方便制定政策，但在实质上该政党更加依赖国家权力的使用，并不惜代价地利用国家资源来完成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控制。因此，该政党虽然符合卡特尔型政党的分类标准，但在具体表现上则属于缺乏竞争机制的卡特尔型政党。
随着信息沟通技术（ICT）在世界范围内的飞速发展，互联网为政党的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机遇，部分学者将这样的选举称作是网页市场的政治竞争，一方面运用网络实现党员和政党领袖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将选举的阵地扩展到互联网上，利用互联网进行选举信息资源管理，募集竞选资金，宣传政策主张等，通过互联网进行政治竞选，必然会给西方政党的组织结构带来现代化改变。目前，“迪恩式选举”就预示着新的网络选举（Cyber-campaign）和新型政党时代的来临，已经有学者适用“网络政党”（Cyber Party）或“动态行进党”（Moveon Party）等新概念来描述与ICT高度联系的政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联络实时性、沟通互动性、基层自主性、组织拟真性和适度距离性的新型特征，将注入西方政党组织结构。
在未来，互联网的应用给西方政党政治的组织形态将带来强劲的挑战，网络政党能否在传统政党组织和与其类似的其他社团组织的夹缝中保持独立，并逐步成为主流的政党组织形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