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之城的历史痕迹
对外行来说，北京为什么被挑选为中国的首都?为什么连续800多年一直是首都?这里气候恶劣，每年都有沙尘暴，风景也不出色，而且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首都不是在沿海或沿江大城市的国家。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建都北京呢?意料之中的答案是获得政治权利的需要。北京接近蒙古和辽东，这些地方常常是前现代中国权力争夺者的诞生地。北京本身的设计也体现了天、地、人的和谐。
而且，北京被视为在决定革命力量取得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安门广场与20世纪的反抗运动及群众运动密切相关，包括1919年5月4日抗议凡尔赛和约把中国领土割让给日本的示威游行，1926年3月18日的爱国游行，1935年12月9日开始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1947年5月20日内战期间的反独裁游行等。所以，决策者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把天安门广场作为新北京的零点(中心)后，天安门广场就成为新中国的诞生地。而天安门广场也被选为国徽图案，五个金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民众的大团结。
500多年来，北京是皇权时代中国的首都，在统治者眼中还是世界首都。中国最终认识到它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还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帝国体制在1911年被推翻，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北京作为首都。北京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个城市充满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对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着对国家感到自豪，批评这个城市也意味着批评这个国家。
今天的北京，继续代表中国的政治权利。北京人说的语言成为中国其他地方遵循的标准。同样的，京剧被认为是国家形式的剧种。天安门广场仍然像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是神圣的政治中心，是国庆节欢庆游行的场所和高度象征性的国旗仪式场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相信经济力量是政治力量的关键。在政府看来，建设经济的最好办法是让人们去政治化。但是，仅仅从国家层面的政治力利角度看待政治是错误的：儒家提醒我们政治力量的真正来源是自下而上的。有些人回到历史中去寻找未来的走向。在有些人看来，它意味着提醒中国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不幸历史，建造能够在世界上说一不二的富强国家，无需考虑其道德义务。在其他人看来，它意味着建设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吸收中国最优秀的传统，通过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人的国家。
牛津：学术之城的精神积淀
为什么艺术家、小说家和偏才、怪才会受到牛津这个城市的吸引，而不仅仅是因为牛津大学?当我问科学家、哲学家和学者这些问题时，发现对学术积累和教学，他们相信所需要的是安静、大量的闲暇时间、合作(而不是竞争)、喝着咖啡或者啤酒的非正式讨论以及与同事或学生在公园里的散步。实际上，许多第一次来到牛津的游客都对它的安静和激发灵感的魅力印象深刻，“世界在这里似乎放慢了脚步。”古老建筑和开放公园的融合，衣服皱巴巴的学生们在街上散步聊天，众多的酒馆、书店、音乐店等，都创造出一种安静的气氛。除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学生群，你还能感受到一种宽容和多元主义的氛围。投身于牛津惊人丰富的过去、漫长的学术历史和杰出的文化成就之中，你会发现，相信学习重要性的学者，他们把自己的自由和闲暇时间看做国家特许的权利，他们的天职就是学习、思考和教学。
很多人都觉得牛津大学如果放在其他任何地方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让牛津大学变得美好和特别的神秘因素是它的环境、它的历史建筑以及整个牛津城。在我看来，牛津让人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有助于思考和研究。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约瑟夫·拉兹曾经告诉我，牛津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或许他是正确的——但它仍然能散发出强烈的亲切感。
牛津大学通过它的辅导老师制度建立起了这种亲切感，它把面对面的教学推向极致——虽然这种制度并不是非常有效。 如今，多数大学都采取了“教师站在前面”的教学模式，老师站着给从50—500人的一班学生上课。但是，牛津仍然忠实于辅导教师制度，最多三个学生一起和老师见面。
这座城市及其结构合起来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牛津”的精神体系，其唯一的目的是支持和鼓励学生和学者对学习和知识的追求。比如，1668年开业的谢尔登尼亚剧院现在仍然被用来上课和举行大学的礼仪活动 。这座富丽堂皇的剧院的天花板由32块镶板组成，其设计是为了使人产生开放的天空的幻觉，描述了“科学和艺术对愚昧无知的胜利”。 我们一家人在牛津度假时，孩子们上的“菲儿和吉姆”小学为牛津精神提供了另外一个例证。该校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场，孩子们可以在一望无际的草坪上踢足球;学校的教室面对这些开放的空间，光线充足，学生们觉得学校就像自己的家;学校鼓励学生走路或骑自行车上学，而不是父母开车送孩子上下学，老师说，这是临近街区的学校，我们应该尝试步行上学。而我自己的孩子现在仍然记得这是一个给他们力量和勇气的好地方。
创造一种有利于学习的氛围一直是牛津的目标。19世纪30年代，在建造穿城铁路的计划提出后，牛津大学马上表示反对，理由是它可能“危害学生的道德意识”。牛津第一任校长阿瑟·威尔斯利担心火车将鼓励“错误的人”旅行，他还担心学生开始乘火车前往禁区，从而败坏他们的道德品质。实际上，牛津大学对学生道德品质的担心部分促成了有利于学习和研究的气候。不可思议的是，牛津大学的学生至今还有“道德导师”。
牛津街道的名称也反映了城市对学习和学术的尊重。一条从高街到莫顿街的狭窄马车道，在17世纪被命名为逻辑胡同，因为逻辑学院在其北部尽头。在耶利克街区北边运河上有一座小桥，名为亚里士多德桥，通向亚里士多德胡同。一些爱逛公园的人组成了一个名叫“亚里士多德胡同之友”的群体，他们在牛津市议会为改善公园状况而努力。一个把街道、桥梁、胡同命名为亚里士多德或历史上的逻辑学院的城市肯定是要传递一种很具体的信息。
牛津有18个合唱团，几乎每八千居民中就有一个合唱团。牛津还是很多小说家、诗人和艺术家团体的家。每年5月和6月在牛津召开的艺术周，艺术家都会开放他们的画室供大众参观，民众有机会欣赏400位牛津郡艺术家和艺人的工作室。令人吃惊的是，每400个居民中就有一个艺术家之家。除了艺术周之外，牛津还以文学节著名，吸引了牛津本地和外地的作家前来。
我问自己是否在牛津感受到某种身心超越瞬间的一种强烈精神体验和宁静。 我的结论是我的感情是客观的。这就是牛津，多种因素和感情的混合体，牛津独特魔力的纯净时刻，我相信这个城市的许多人都感受过这种魔力。
纽约：公共空间创造公民精神
强烈的公民精神只能通过公共空间创造出来，而公共空间是在不同社区的不同人相互交流，并拥有对整个城市的共同关心的情况下形成的。把各种纽约人团结起来的公共空间观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棋盘街道布局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制订公园的计划。对这个城市最富裕的公民来说，这没有什么，他们可以到华盛顿广场散步(那里是19世纪社会精英聚会的场所)。其他纽约人不得不到公墓去，在那里才能与大自然接触。1844年，著名记者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写了一篇社论，呼吁为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广大民众”建造新的公园。13年后，腓特烈·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在竞赛中脱颖而出，设计了最大和最昂贵的公园。奥姆斯特德的早期作品就表达过对英格兰公园的羡慕，“在那里，花园的特权被所有阶级平等分享。确实有一些人由仆人伺候，由马车接送，但大部分人是普通民众，有带着孩子的妇女，有病人还有地位低下的劳动者的妻子。”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庞大的公共绿地，“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出身高贵者还是个人奋斗者，都受到吸引，受到鼓励去相互融合。”中央公园在1858年开放，很快取得巨大成功，吸引了千百万参观者，他们在这里相互交流，表达对公园和整个城市的自豪。
人们可能问，公民精神在实际生活中重要吗?平常或许不重要，但在城市最需要公民精神的时候，纽约人已经表现出这种精神。2001年9月11日，香港。已经是深夜了。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我打开了电视。里面好像在播放灾难片，就像《火烧摩天楼》，没意思。我换到另外一个频道，还是同一部电影。这次，我意识到不是在看电影。世界贸易中心遭到攻击，双子塔已经倒塌，数千人死亡，还包括400名消防队员、警察和其他救助队员。这比我能想象的任何灾难电影都更加恐怖。
恐怖分子袭击后，公民精神以最强烈的形式再次呈现。“纽约充满怨恨的种族关系骤然缓解，从前以和警察冲突定义自身的社区，能够感受到公民身份的共同意识。城市的消防员成为每个人眼中的英雄。”从前被认为是好斗的、喜欢道德说教的、具有深刻党派偏见的市长朱利安尼迅速转变成为坚定的充满感情的领袖，走在街上不时得到民众的欢呼喝彩。最大的灵感来自普通纽约人的深切悲痛：火灾现场外面公园里临时性的纪念留言和燃烧的蜡烛，几乎每个公寓大楼窗户上悬挂的美国国旗。一个多月以来，沿着西区高速公路，白天黑夜每个小时都有人坚定地守着，在过往遗迹现场的路上举着手写的标志牌为救援人员欢呼。最感动人和最美好的是，沿着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墙，在柱子上和教堂座位上张贴的是美国各地小朋友写的信和卡片，上面画有鲜艳的图画，如鹰、消防员、遭受攻击的大楼、美国国旗。它们表达了希望、信心和感激等信息。“谢谢，你是我的英雄。人死了，我很难过。谢谢你救人。我爱这个城市。上帝保佑美国。”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体现就是在危机时刻。出售“我爱纽约”口号的努力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的真诚的爱的基础上。纽约风格的公民精神限制了对个人抱负的追求，如果没有了共同体意识，纽约早就被另外一个世界首都超越了。
【Daniel A. Bell 贝淡宁：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常年旅居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志远人文艺术学院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和比较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Avner De-Shalit 艾维纳·德夏里特：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