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为契机,来自海内外44个国家和地区的261所知名大学校长及各国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举行了“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围绕“变与不变——120年来全球大学与世界文明”这一主题,世界知名大学校长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明多元化的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全球大学正面临着许多共性问题。
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
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新时代,新的技术、新的世界、新的未知,所有这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气势向我们涌来。我们将面临两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一是信息和智能科学引发的新技术革命,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已不复存在,这一场新技术革命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产方式。二是国际化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变化太快了,短短几十年,从基础薄弱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让世界惊叹,就连我们自己也为之惊叹。
在这样一个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时代,大学和大学教育也需要改变。大学不再只是学习知识、研究学术那么简单了。研究与教育、学习与创造、知识与素养、理论与实践、学校与社会等各种要素都将融合在一起,将使大学成为一个孕育着远见、创造、善良和责任的海洋。人们在其中浸润成长,去打造更美好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新思想、新技术、新事物大量涌现,已大大超出了传统思想理论体系的范畴,探索、创新和实践成了时代主题。“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只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才能激活思想,涵育出真正的学术;才能让学问更有思想的锋芒,让思想更有学问的根底。要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和学科界限,既要学习和借鉴成熟的理论体系,更应当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形成新的理论。
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一所真正的大学,莫不将自己置身于璀璨的世界大学星群之中,思想和心灵的交流是没有国界的,大学是世界的。同时,任何一所优秀大学都要根植于深厚的国家和民族土壤,大学又是国家的、民族的。
五神真(东京大学校长):我们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方面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化,这些快速的变化也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对经济和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革命带来了行业革命和产业革命,速度之快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而且预测未来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大学来说,我们要从不同的尺度去研究人类社会,而且我们有责任去提供一种愿景,看看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人类社会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们遭遇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很多挑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去寻找新的方法,这个就要求把我们多元的头脑汇集起来进行合作,大学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不同的文化当中相互借鉴,所以说大学应该相互之间开展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借鉴彼此的先进经验,发挥领导的作用去引领创新型的社会。
斯蒂芬·杜思齐(剑桥大学校长):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而且大学如果做得好也可以去影响社会,并且能够去引发新的价值。我觉得在这些价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开放,我对于开放的认识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要开门办学吸引来自于全球的人才;开放还意味着我们要和社会不同组织不同机构去合作,剑桥大学就和我们本地的环境保护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我们还和超过4000家本地高新技术公司保持紧密联系,这也是我们想鼓励的开放性。同时开放意味着协作,要解决人类面对的这些大的挑战要求我们超越国界,超越学术的界限展开通力合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学科能够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应对当今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也没有任何一家机构无论他的排名有多高能够单凭一己之力去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开放在我看来也意味着我们要去共同探索人类面临的一些大的挑战,要去了解分子层面的结构,也要去追溯宇宙的本源,正是本着对这种开放性问题的兴趣,霍金教授才如此引人注目。而且开放意味着我们要真实地展开讨论。大学是我们讨论根本性问题的地方,虽然有一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对之回避。同时,学校的治理也应该保持开放性。
金惠淑(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校长):世界瞬息万变,我们面临的局势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目标如果固定不变是不会生存下去的。现在很多人提全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个词可能很多人认为是相反的理念,但是在现代大学当中我们必须要同时处理这两个有的时候比较矛盾的观念。全球化是用于我们逐渐变小的世界,但同时我们是出生在某一类的国家某一个文化某一个地方的,必须要保留本土的文化和传统,所以我们必须要将两者作一个平衡。
我们需要灵活性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不知道也不确定,我们也很难预测到人类和机器合作或者是后人类时代是什么,这些可能对大学的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的体系,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能够使他们有所需的技能和能力来了解他们的环境和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培养他们对他者文化的敏感性,培养他们面对复杂世界的很强的适应性,我们的课程、教学方式和师生的关系也必须调整,才能够使学生培养他们的灵活性。
大学现在就像是在大海上漂泊的一条船,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全拆了,否则就会沉下去,我们必须要一块一块进行改造,必须要认清面前的危险和其中蕴含的机遇。
多元与平衡
罗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学校长):因为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不同,所以各国的大学体系也不同。但是每一个体系都在贡献知识,提升我们的能力和技能,造福社会。比如中国、美国、欧洲都有自己的体系,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体系都在自己的土壤当中成长,它们都是非常复杂的体系,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优点也有劣势也有挑战。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三个主要的特征:第一是各个机构形式不同;第二是独立性很强;第三是彼此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抢师资抢生源,虽然竞争是很友好的,但终归是竞争。在多样性方面可能我们最享誉全球的是私立学校,比如说哈佛、耶鲁、芝大、斯坦福、西北大学,还有麻省理工这样的理工院校,此外还有公立的学校、社区学校,他们的宗旨和任务都不一样,独立性都非常强,他们自己的方向自己选择,同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
美国大学体系非常复杂,它在教育和研究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我认为我们还要了解多样性、独立性和竞争性是美国的历史和美国文化所决定的。同时,这个体系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其中我认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不仅仅挑战我们的体系,对美国这个国家都是挑战,这就是受教育权。在美国,学生是不是充分享有教育的权利,经济实力是很重要的问题。随着教育成本的上升,这个体系没有能力来帮助那些付不起钱的学生和家庭。虽然芝大、耶鲁、哈佛等私立大学有支持系统能够出钱使录取的学生不会因为付不起钱不上大学,但是政府对公立大学的支持,在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在下降,而美国75%的大学生上的都是公立大学,结果是这些学生要借钱,然后学生债务高速发展,还有一些非常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里没有条件选择不再继续学习。私立大学学生不用担心学费,而公立大学的学生反而要担心自己家庭是不是出得起钱,这是很讽刺的,而这正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目标,但是怎么样实现这个目标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就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体系。尽管大学体系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学者老师理解起来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想无外乎涉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内部的治理体系。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强调大学的内涵式发展,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规模的发展,建设新校区,争取各种的外部资源,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现在确实到了要加强现代大学体系建设,加强内部治理体系建设这样一个阶段。当前,中国正在从国家层面推动大学体系建设的很多工作,其中重要的工作有以下三个:
第一个是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为了避免大学的同质化,都片面追求研究型综合性,现在中国的大学开始进行分类建设,分类支持,分类评价,比如说研究型的大学和强调应用性的大学定位是不一样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
第二个是中国大学在整个中国的东西南北中的布局是很不均衡的,一些上亿的人口大省没有重点大学,政府也在大力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在“双一流”建设中已经做了一些布局。
第三个是中国的大学有中央政府相关政府直接办的,也有省政府办的,还有地级市人民政府办的,质量水平是有差异的。想要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的发展,就必须缩小差异,对此,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央属高校和省属高校联合共建的办法。
哈利·伊拉姆(斯坦福大学副校长):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在思考教育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革命性。之前超过50%的民主党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属于精英的,不包括平民百姓,但是现在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观念已经转变了。以斯坦福的招生情况为例,我们现在的生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们还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招低收入和加州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孩子,今年的新生中18%是来自于这些家庭。这个数字近年来逐年上涨,它改变了我们的招生政策和我们的宗旨。另外,美国人口结构在变化,很快美国的白人就不会超过一半了。这些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肯定要反映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当中,既反映在招生中也反映在教育中。现在斯坦福的新生来自不同背景的高中,有些是精英高中有些是贫困高中,有些学生就没有学过AP(大学先修课程),有的学生学过13门AP课程,学生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此外,斯坦福的留学生差不多是12%左右。因此,我们必须看看我们的生源是什么样的,生源的结构,生源的多样性,生源的不同背景,然后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开展教育。另外,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将我们所做的研究和全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同时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传承与创新
郑圭相(韩国成均馆大学校长):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人类能够深刻的了解彼此并且进行互动,因此人有同理心,有创造力是非常关键的。这也是一个以融合为特质的新时代,人类可以借助科学技术和不同的学科实现更大的和谐,核心的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会越来越深度的介入人类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寻求新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把这些新的技术纳入社会,并且发展一个越发多样化的文化,借助创造力和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来改善人类的生活,同时把人类再一次推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社会系统和学术界在迅速的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在时空之间,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跨越,因此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要加强对于技术发展的认识,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学必须要深入理解知识的意义,必须要创造新的方式来联系现有的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依赖简单的知识的获取,我们的大学必须要创新性创造出结合人文、技术和社会的文化资产。对于成均馆大学而言,因为我们文化传承的根基是儒家的传统,我们教授的是有关于仁义的概念,在1996年之后,我们通过和企业合作,把经典的人文学科和最为先进的技术进行了结合,通过这种独特的融合,我们结合了过去和现在,将过去的传统与今后的创新结合起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创造新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把我们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传播,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要牢记,即便是那些最为先进的技术也不能够替代人类的智慧,因为人的洞见和创造力是超越了任何一种人工智能的。儒家的传统追求的是以人为本的理性思维,也对文化创造力和人类的本性提供了很深刻的见解,儒家的智慧需要让所有的人来分享,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解决复杂的问题。
多恩·弗瑞士沃特(西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大学最擅长的地方就是让过去的做法和未来的需要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样能够让文化和文化的传承来促进创新,这是一种混合的过程。我们需要未来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以人和文化的需要为向导,通过各种方式来让学生思考我们过去的文化和传统,并在现代的环境下来审视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大学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大学的作用在于促使我们必须考虑文化的本质所在,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传承和创新在当今的文化下都能发挥作用,我们不是要用两分法,传承和创新不是二选一的问题,两者是可以并存、结合的。
吴朝晖(浙江大学校长):把大学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摆在新的发展时代来讲会更有意义,具体而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至少要回应三方面内容:回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回应国家发展的需求、回应全球发展的需求。
社会大变革、经济大转型的时代一定是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比如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对中国来讲先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以及宋明的礼学,这些时代都是中国五千年发展过程中文化大繁荣的时代,现在我们要积极回应新时代的需求,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创新和方法创新,来使得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时代发展相适合,与现代的社会发展相适合,特别是让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上许多多彩的文化一起,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引。我们看到,在积极回应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生态、外交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这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重要的内容和最大的资源。回应全球的发展,是在比较和分析各国的文化以及世界前人文化当中兼收并蓄,围绕全球发展的主题,来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价值的新的内涵,以更高的情怀来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规模与质量
斯蒂芬·杜思齐(剑桥大学校长):回顾过去一个多世纪,可以看到高等教育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98年汤姆森在剑桥发现了电子,当时上大学的人在英国来说还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当时参与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人不到2万人,我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英国只有46所大学,总共在校生是350万人,但现在在英国有接近一半的人都会接受高等教育,在剑桥我们的在校生就有21000人。不仅在英国或者是西方高校,在中国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在爆炸式的增长,而且除了在人口方面的压力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压力。剑桥的一位学者曾经感叹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似乎对于过去非常的熟知,对于大学的性质、大学的角色已经感到非常陌生了,对此我也是感同身受。
曾经有人说过,我们要想保持不变那我们就要快速的调整,我认为任何当前高校的领导者都应该去积极的对待变化,我们的变化不是为了保持不变,而是让世界变的更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变的更好。刘易斯·卡罗尔卡曾经写到红心女王对爱丽丝说我们要以双倍的速度奔跑才能够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这也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中国政府推出了“双一流”计划,彰显了中国政府加速发展大学的数量同时也重视高等教育质量这样一个目标。从英国自身经验来看,我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要小心,不要去过度干涉高校的发展,要保持高校的创新性。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虽然有800年的历史,但是剑桥大学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学府,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持续变革,不断创新。
林建华(北京大学校长):今天,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方式以及学习方式都在变,社会对人的需求也在变,这是大的趋势,大学必须对此作出回应。现在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增长,不仅去读研究生,而且越来越多的优秀中学生开始选择到国外去读本科,一些非常顶尖的中学有接近50%的学生不参加国内的高考直接出国留学,这实际上对中国的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要求。中国虽然有很多不错的学校,但也有很多不是太好的学校,可不管它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下,学生当然都要去挤到最好的学校里,如此要让老百姓满意,我们的高等教育就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不能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这是中国大学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要想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我们必须想办法走教育多样化、提高教育质量这样一条道路。
罗伯特·季默(芝加哥大学校长):芝加哥大学在推动学校建设方面一直非常重视智慧碰撞。虽然各国的高校体系不同,反映了各个国家的文化不同,但是这种智慧碰撞应该是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大学里,中国的大学也在智慧碰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并且为社会、为全球作出了贡献。智慧碰撞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理解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假设,不同的做法,这就需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能够鼓励不同角度的观点提供不同的证据,提供不同的认识,有的时候甚至是相互挑战、相互提出质疑、相互争论,与此同时,双方既理解彼此的优势劣势,也理解各自的问题和特长。芝加哥大学非常注重为智慧碰撞创造条件,这是我们能够产生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功秘诀之一。这一经验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即大学要重视智慧碰撞,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很难造就一所伟大的大学。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王庆环、刘博超根据“双一流”建设国际研讨会暨北京论坛(2018)、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记录整理,本版图片由记者王庆环 通讯员刘月玲、申夏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