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前瞻国际大势，世界不约而同纷纷聚焦西方发达国家。就连以往常常更多审视其他国家和地区风险挑战的美欧国家，也都更加担忧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发生的变局及其对世界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冲击。长期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美欧自身发展和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加重世界失序混乱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这已成为观察和思考世界变革调整大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进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欧美向全球扩张并逐步确立主导地位。特别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欧更是借助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凭借强大的资本和军事力量，将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一整套思想、制度及其实践全方位推广，使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势盛极一时。在美洲，美国推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利用20世纪9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全面推广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欧洲，北约东扩和欧盟东扩不断推进，甚至一度要把环地中海周边地区也整合进来。在全球，美欧高举保护人权的旗帜，利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平台批评指责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发展，喊着“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与此同时，美欧文化也裹挟着一股强势向全球广泛传播。在此进程中，世界的动荡和混乱主要集中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者西方在亚非拉地区所制造的种种危机。
然而，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欧洲的债务危机。从那时至今，美欧不仅尚未完全摆脱金融经济危机，而且由此激发和催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问题不断发酵和持续累积，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这给美欧内部的发展和治理构成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的衍生和发展同美欧长期奉行的价值观、制度设计、道路选择紧密相关，具有比较明显的系统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改变，除非进行比较全面深刻的变革。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尽管是管窥之孔，却已充分体现出问题所在之深刻、克服挑战之艰难、冲击世界之严重。展望2017年，这一趋势将在英国“脱欧”的谈判和欧洲多国的政局变动，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中更加充分地反映出来，对世界造成更大更广的系列冲击。这就使得长期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美欧的自身发展和稳定问题日益成为加重世界失序混乱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这已成为观察和思考世界变革调整大势的一个重要视角。
经济：整体下沉态势明显
从经济领域看，美欧整体下沉的态势变得越来越明显。2008年以来，美欧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坚持紧缩性财政政策等，不断刺激经济增长，确实也实现了经济不同程度的增长。美英德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甚至从2014年以来都实现了1%以上的增长。但是，总体看，以“西方七国”为代表的美欧传统发达国家整体下沉趋势仍在继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西方七国”(G7，美、加、英、法、德、意、日)从2007年到2015年底，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54.82%下降为46.38%;预计2016年和2017年，这个比例将分别进一步下降到45.62%和44.87%。
其中，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首要代表和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一超”的总体地位依然突出，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权重却在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加以计算，从2006年到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例将从27.13%下降为23.8%。政府债务则大幅攀升，截至2016财年于9月结束时，已经达到19.5万亿美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6%，2016年底预计将突破20万亿美元。在美国之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虽然就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而言绝对经济总量大都不断提高，但就横向比较而言各自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占比同样在持续下降。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从2006年到2017年期间，同样分别从5.07%下降到3.66%、从4.55%下降到2.39%、从5.88%下降到4.32%、从8.53%下降到5.12%。
这种经济发展态势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等领导人在美英实行并向全世界推广的、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存在明显弊端，已遭遇严重挫折，急需调整。然而，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积极寻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增长模式，至今尚未找到，仍在探索之中。这也就是说，美欧依然没能从经济政策乃至制度层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却囿于制度局限而无法加以推行。美欧在经历19世纪的“自由贸易资本主义1.0版”、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2.0版”、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资本主义3.0版”之后，能否如其思想家和政要所期待的那样转型升级为“更加温和、更加注重公平的资本主义4.0版”，这依然是它们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态势下，美欧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持续上升，对外援助不断减少，正在从过去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供给方演变成如今的阻碍者和需求方，对世界发展的消极影响持续增大。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对世界的发展进步发挥积极的再平衡作用。
政治社会：多方矛盾交织并持续加重
从政治社会领域看，美欧长期存在的多重矛盾相互交织联动并呈持续加重之势。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美欧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追逐最大利润，导致产业大批外移到亚非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剧了美欧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同时，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被美欧发动战争打乱的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大批涌入的外来移民，与当地民众在就业方面形成竞争，客观上拉低了美欧中下层民众的就业薪酬。此外，人工智能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在美欧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推广应用，又替代了越来越多中低收入者的就业。例如，在美国，无人驾驶汽车日益广泛的应用，将直接威胁300多万职业卡车司机的工作机会;约有1700万—2000万墨西哥移民的存在直接挤压美国本土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男子就业机会。这些因素加上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发展乏力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美欧内部的失业问题难有明显好转。
其次，与上述变化趋势紧密相关，金融和制造业资本家群体所代表的富有阶层作为全球化进程的“赢者”，由于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导致财富持续快速增长。而广大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作为全球化进程的“输者”，则由于就业竞争力下降和机会流失而导致财富持续缩水。这“一升一降”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两极分化持续加重，中产阶级的规模持续萎缩，美欧社会原有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向中下层规模持续扩大的金字塔形转变。又以美国为例，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国家庭总财富的40%左右。根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把企业税率从30%降至15%的计划得以实施，那将使中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税后收入增加1.8%、平均提高1010美元，使占美国人口0.1%的收入最高的小群体税后收入提高14%、平均获得近110万美元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可能在特朗普新政下进一步加剧而非缩小。
再次，本国民众与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此消彼长引发忧虑，增大外来移民融合难度，激化安全矛盾。美欧原本就长期存在大批外来移民。金融危机后，在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机会总体下降的背景下，外来移民就业所受排挤和被边缘化加重，与当地社会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程度明显下降。这种趋势在又一组“一升一降”(即美欧社会长期存在的白人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导致白人人口相对数量持续下降，以及外来移民人口增长尤其是2014年以来新一轮难民移民大规模涌入导致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非白人人口数量不断上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凸显出来。以美欧白人与穆斯林的对比为例，根据美国皮尤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2013年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已达到5638万，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7%，其中法国、英国、德国的穆斯林人口数量分别为642万、280万、305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0%、4.8%、3.7%。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使得美欧本土白人与外来各种有色族裔移民之间的经济利益之争、价值文化的碰撞、身份认同的纠结、政治认同的分裂等愈加凸显。在外来移民和难民制造的暴恐袭击和刑事犯罪明显上升的催化作用下，这一系列裂隙所引发的现实和潜在安全风险变得越发突出，激发和助推美欧社会本国民众的排外主义、反移民思潮，甚至开始出现极端化苗头。美欧曾经呈现和极力标榜的自由、开放、多元、包容、融合的气象开始显著减退。
所有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为美欧极右思潮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混杂反精英、反建制、反移民、反一体化、白人至上等元素的政治思潮快速泛起，使得西方民主制度的声誉和影响不断下降。根据美国《民主杂志》所刊文章提供的数据，美国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千禧一代”，26%的人认为领导人以自有选举方式产生“并不重要”，43%的人认为军队可以在政府治国不力的情况下接管政权;美国富有人群中，35%的人认为军队可以在民主制度失败时接管政府，32%的人更喜欢强硬的领导人。盖洛普的民调更进一步显示，1982年认可社会主义的美国人只有20%，2015年表示会投票给“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参选人的美国人则高达47%。这些变化都在共同重塑着美欧国家的政治生态。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脱欧”、法国“国民阵线”和意大利“五星运动”等右翼党派影响不断上升、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德国纳粹思想重新受到关注等事态，其实都是这种政治生态深刻变化的反映和结果。
对外关系：国际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
从对外关系领域看，美欧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不断相对下降。在自身经济实力整体下降和政治社会安全问题凸显的背景下，“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威胁持续、叙利亚危机愈演愈烈且尚无重大转机、乌克兰问题仍陷僵局、朝核问题面临新形势、英国全民公投脱离削弱欧盟、总统大选影响美国软实力等一系列挑战，使得美欧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能力和决心均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它们对有利于地区和世界发展稳定的问题和危机越来越不愿意出力，对获取和维护自身利益则越来越不择手段。俄罗斯、南非、布隆迪、冈比亚四国相继宣布退出美欧主导的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表达类似意愿，诸如此类的因素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欧自近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酝酿更加深刻的变动。为了防止世界主导地位进一步下滑，美欧加快调整内外战略。
就美国而言，其维护霸权的战略在总统更替中既延续又调整。奥巴马政府执政八年，为了确保美国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极力掌握世界发展和国际秩序转换的战略主动权。在经济社会领域，积极推进金融、教育、科技、医疗、移民等一系列改革，力图通过“再工业化”计划来促使美国海外企业回归，实施能源自给计划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经济竞争力，与23个经济体(共50个国家)开启服务贸易协定谈判，与欧盟进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智利、墨西哥、秘鲁等11个国家谈判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力图主导制定新的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政治外交领域，强调使用尽可能少的成本来更好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注重借助同盟和伙伴的作用，抬高对外军事行动门槛，在地区战略中更多采用“离岸平衡”和借力打力策略，对打压对象更多使用经济金融制裁和多边施压等政策措施。
新当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则高举“美国再度强大”和“美国第一”的旗号，其竞选主张、政策顾问和正在组建的政府班底倾向表明，未来美国内外战略在保持一定延续性的同时，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对内，力图通过大幅减税和增加补贴等措施来促使制造业回归和提升企业竞争力，谋求放松国内化石能源开发限制，大规模升级改造基础设施，增加中产阶级就业和中下层民众福利保障;对外，要把消除“伊斯兰国”威胁作为首要紧迫任务，实行大规模强军计划，帮助盟友伙伴提升能力并分担更多安全保护费用，寻求与俄罗斯加强反恐合作，宣布要重新谈判或退出已经加入生效的北美自贸区协议(NAFTA)、“退出”已经结束谈判但尚未批准生效的TPP、尖锐批评尚未结束谈判的TTIP。这些政策主张一旦实施，势必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造成深远影响。
从欧盟来看，其坚持以全方位推进一体化建设来应对重重危机。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过程中，力图通过持续全面推进银行联盟、财政联盟、能源联盟、投资联盟、数字联盟、防务联盟建设，确保团结，有力应对来势猛烈的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势力崛起，穿越“转型时刻”。对外，欧盟在继续强调价值观、多边外交、政治解决办法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2016年7月推出题为《共同愿景、共同行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的全球战略，强调要加强跨大西洋纽带和北约联盟、进一步整合东欧和南欧、注重用综合方式应对危机，支持世界各区域合作机制发展，强化以联合国等多边规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2016年6月底推出题为《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联合战略文件，阐明未来5年中欧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欧投资协议和自贸区协议谈判等方面加强对华合作等。这些内外战略的实施将在2017年经受英国“脱欧”谈判，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大选的考验。所有这些战略和政策的实施效果势必影响欧盟作为一个世界力量中心的国际地位的升降，甚至欧盟本身的存亡。
综上所述，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和对外战略等方面的变化趋势，使美欧呈现自顾不暇之态，使它们的发展战略更加聚焦国内而势必减少对全球事务的资源投入，使它们长期主导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明显受挫，使它们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使它们给世界发展稳定造成越来越多的麻烦。在此演化中，跨大西洋两岸美欧内部的分歧可能扩大，俄罗斯的战略环境可能得到改善，日本追求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可能进一步加快，新兴大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作用有望提升，横跨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可能发生重大变动，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三大文明体系之间以及中美俄、美欧俄、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等三角关系之间的联动调适将更趋错综复杂和多变难定，世界的多极化、板块化和碎片化趋势将更加凸显，国际安全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甚至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