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等收入陷阱”一词首现于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报告》（2006），是指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未能及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及体制机制转轨，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矛盾丛生，由此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应对得当，成功地跨越了这一陷阱。本报约请了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针对阿根廷、韩国、巴西和日本四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撰写文章，以飨读者。
拥有优越地理条件和丰富自然资源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是全球前十的经济强国，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经过三四十年的跌宕起伏，迄今人均GDP仍未突破10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俘虏。究其原因，主要是未能处理好四大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争是经济学理论界永恒的主题，基于“市场失灵”的政府干预理论和基于“政府失灵”的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几乎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而在政府经济管理实践中，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政府和市场兼而有之、互为补充的方式，不同点只在于“市场多一点，还是政府多一点”。20世纪的阿根廷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上则呈现出非此即彼的极端主义特征。
二战至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军政府选择了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道路，以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实现了30年左右的稳定增长。但政府高度干预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内生性缺陷，如农业的没落、地区和产业二元矛盾突出、创新能力低下、腐败滋生等，阿根廷经济发展陷入困局，军人政权难以为继，民主体制得以恢复。面对“政府失灵”带来的种种弊端，阿根廷由国家干预主义的极端转向了彻底自由主义的极端，政府作用和执行能力在强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被弱化，大规模私有化、贸易自由化、放松规制成为新的潮流。但集权经济下成长起来的市场成熟度很低，政府管制彻底放松而市场自身调节机制和市场秩序尚未有效建立，导致了财政负担加大、外国资本垄断市场、金融风险凸显、分配不公更趋严重、经常账户赤字加大和国际收支恶化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同时，长期受到保护的民族企业多数还处于发展的幼稚期，难以抵御贸然开放带来的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剧烈冲击，大批民族企业破产或被兼并，民族经济发展陷入停滞，至今没有真正复苏。
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无论是阿根廷的军政府、以梅内姆为代表的民主政权还是新的改革派，都没能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政策目标选择上未能有效兼顾，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即社会发展较公平的时期忽略了经济发展目标，为了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又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失衡，而社会发展失衡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动荡，两相交织、循环恶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衡量经济发展成果的一项最重要指标就是社会发展水平是否提高、人民生活是否改善。阿根廷在经济上长期挣扎徘徊于中等收入阶段，1970—2009年的40年间，有15年实际人均GDP平减指数出现负增长，且平均5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道路曲折。同时，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贫困化程度很高，收入分配失衡，中央与地方权力倾轧严重，政党利益冲突激烈，官吏腐败严重，贪污索贿盛行。
其中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社会阶层固化，出现“蜕化的流动”现象。与完全丧失社会阶层流动性不同的是，阿根廷始终存在着一个代际之间或同代内的结构性向上、向下流动的过程，但由于收入普遍减少和工作的不稳定性，这些因技能水平、知识水平提高而获得较高职位的收益和福利也都有所减少，因此按收入水平所处的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甚至降低，于是出现了所谓“蜕化的流动”。二是中产阶级萎缩。阿根廷有一大批原先是中产阶级但已贫困化的群体——新穷人。1980—1990年间，劳工阶层的收入缩水了大约40%，1998—2001年间，劳工收入又损失了20%左右，且迄今仍在剧烈波动，使得数以万计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缩水，甚至跌至“贫困线”以下，中产阶级人数急剧萎缩，中产阶层在社会结构中急剧“下沉”。三是腐败问题。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阿根廷除1995年差强人意的得分（5.24分）之外，其他年份的得分从未超过3.5分，2003年和2004年为历史最低点（2.5分），尽管近几年情况略有好转，但仍未达到3分，一直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企业主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各方面的特殊照顾成为暴富的捷径。尤其是国企私有化过程中，许多政客利用手中的权力低价将国有资产出卖给本国商人和跨国资本，并从中牟取暴利。腐败甚至成为许多人的办事准则和机构、体制运行的潜规则，存在着进一步演化为制度性腐败的危险，治理难度与治理成本极高。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从世界近代史来看，那些选择了逐步、渐进式改革的国家，大多能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社会变革，发展比较平稳，而没有进行理智思考、没有合理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就匆匆展开激进变革的国家，常会出现大的折腾和倒退。正是由于未能理性总结和合理继承既往的经验和成果，贸然采取“休克疗法”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得阿根廷缺乏社会环境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长期性、结构性难题。
激进改革带来的最大不稳定问题是失业、贫困化和收入分配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信用危机。人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在20世纪70年代是因为军政府上台后中产阶层的各领域专业人员收入下降、直接福利和间接福利的缩水，80年代是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影响，90年代是因为初期的高失业率，21世纪初则因为经济危机和兑换危机。尤其是公用事业私有化造成大量失业，私有化后公用事业部门员工减少了大约75%，从1987—1990年的22.3万个岗位，减少至1997年7.3万个岗位，裁员人数超过15万人，城市失业率从1989年的7.6%升至1995年的17.4%。“调整公共开支”把重负转嫁给工薪阶层，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被大量削减。收入两极分化极其严重，1997年人口中最富的10%得到国民收入的37.1%，最穷的10%只得到1.6%，贫困化程度最高时覆盖到全国2/3的人口。2002年之后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开始好转，但实际工资没有相应恢复，依然低于2001年的水平，甚至自2004年起收入两端的工资差距又进一步加大。领导人的频繁更迭、国家元首一再背叛选民的意志、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使得阿根廷陷入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政府既无信用、也无财力在公众中树立信心以力挽危局，这种不信任随着制度的演进不断固化并加强。
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阿根廷在经济上可谓内外交困，为解决内部问题而引入外部力量，但外部力量的介入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冲击。在处理内部与外部关系上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外大量举债以弥补国内巨大财政赤字，最终造成国家债务破产和信用破产。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复杂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和大量逃税漏税、沉重的债务负担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阿根廷政府只好用巨额的外部贷款填补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在整个80年代，每年还本付息占出口的比例基本都超过50%，外债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在1987年达到717%的历史高点。大量的外债与其偿付能力完全不匹配，2001年经济危机爆发后，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支付1321亿美元的政府债务，国家信用严重受挫，进一步加剧资本外逃，使经济形势雪上加霜。
二是采取联系美元的汇率制度以控制通货膨胀，但束缚住政府调控经济的手脚。进入90年代后，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汇率频繁波动的局面，阿根廷政府实施了货币局汇率制度，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等值挂钩，并禁止在没有美元相等储量的情况下增发货币，从而控制住了野马脱缰式的货币（比索）发行，通货膨胀率从1989年的3079.5%，降到1994年的1.6%。然而，联系汇率制度的实施是要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而阿根廷出口创汇能力低下、连年财政赤字，僵硬的汇率制度过度限制了政府利用汇率和货币政策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导致债务大量增加，外汇储备消耗殆尽，联系汇率制度崩溃，货币急剧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迅速攀升，投资者信心丧失，大量外资抽逃，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是对外资彻底开放和贸易自由化，导致国家的经济命脉落入外国资本手中。梅内姆政府执政后大力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出口税收的减免、津贴以及其他鼓励措施也中止实施，外国资本和企业蜂拥而至，击垮和兼并了大量阿根廷企业，对民族工业造成沉重打击。更为严重的是，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的彻底开放使外资控制了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控制了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和服务业，控制了除核电站以外的石油、煤炭、水力和热力发电等全部能源的生产及分配，并控制了矿业和大量的土地资源，国家的经济主权基本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