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美国可能需要中国在引渡斯诺顿上提供外交和政治合作。但北京并不应该干预香港处理斯诺顿引渡案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则，斯诺顿是否应该引渡更不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和政治争议。
美国国家安全局前特工爱德华·斯诺顿在香港全力揭露美国政府监听和跟踪美国公民电话、电邮等电子通讯一事，已经不再成为简单的美国公民的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争议，正在演变成为中美网络安全“口水战”的重磅武器。6月13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对斯诺顿在秘密地点的专访，指责美国政府有组织和有系统地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采取网络黑客行动。斯诺顿的爆料，适时地暴露出美国对中国发动“网络战”的事实，揭示出了美国政府近半年多来密集地指责中国犯有“网络罪”（cyber-crime）背后的虚伪。然而，斯诺顿的横空出世，在给中美网络安全角力“添料”的同时，也给中美关系出了一道难题。北京和华盛顿究竟如何处理和对待斯诺顿，将直接考验刚刚结束的安纳伯格庄园中美首脑会晤的成色。
网络谍报战不是新名词。随着网络成为信息和通讯的主要载体，网络安全迅速成为国家安全的“新边疆”。世界各国、特别是信息技术发达和信息网络设施强大的国家利用网络和IT信息技术来进行情报搜集、人员跟踪和信息监控，已经越来越普遍。世界经济前30位的国家，大体也是网络空间技术使用最广泛的前30位国家。这些国家在网络空间提供的信息服务系统和信息交换平台，占据了世界人口总数90%以上的网络信息传送空间。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的网络供应商和服务商，占到了世界信息技术市场份额的70%。结果是，谁能有效地监视网络信息交流，则意味着谁就能监视和影响全球的信息传送和交换。
各国防务和谍报部门最关心的是网络谍报战，即通过网络获取基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目的而想要获取的信息与咨询。但中美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相互指责生动地反映了网络时代国家间竞争和博弈的新特点，网络技术手段为基础的对信息的监控、获取和利用能力，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最为激烈的“看不见的战线”。
美国是全球网络技术和网络通讯方面最主要创新者、商用服务提供者和信息平台的终端控制者，美国也成立了世界上最早军事性网络司令部。美国“网军”的规模和技术能力无疑是全球顶尖的。但在斯诺顿在香港“横空出世”之前，没有政府官员公开暴露过美国政府的网络信息监控的能力和规模。世界对于美国政府的网络信息追踪和监视能力也基本处于猜测与假想的地步。
有了斯诺顿，网络世界的“美国能力”已经前所未有地清晰化。有了斯诺顿，网络世界几乎在一夜间“告别昨天”。
“棱镜”并非最火爆的爆料
斯诺顿的爆料中最火爆的不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这一计划产生于2007年，并在2012年经奥巴马政府认可继续生效。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国土安全部整合美国的情报机构，专门成立“国家安全局”，就是专门为了反恐来监视和监控美国公民以及境外可疑人员的信息传送。“棱镜”计划的存在并非是秘密。斯诺顿爆料中最火爆的部分是美国的网络监控的深度和广度。美国政府可以要求美国几乎所有的一流网络与电子通讯开发商和运营商与之合作，提供美国想要的客户资料，获取这些网络运营商服务器中的使用者数据，并通过自己强大的网络攻击技术，监控一切美国“想要监控”的对象，获取一切美国想要获取的网络信息数据。
斯诺顿的爆料，也是第一次由一位美国网络谍报队伍中的内部人员挺身而出告诉世界，美国政府有大规模针对中国、香港的网络谍报行动。中美之间的“网络战”不再是美国单向地指责中国如何由军队机构的网络部队对美国窃取商业机密，北京一再强调自己也是网络黑客受害国的辩解终于有了“人证”。斯诺顿让中美之间的“网络罪行指责”，一刹那变成了“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
目前，和美国政府合作的信息公司，一网打尽了美国知名的国际名牌，例如谷歌、微软、推特、雅虎、苹果和脸书等大公司。美国国家安全局长期监听电话用户通话，并且通过“棱镜”计划监控主要互联网服务商的服务器数据。美国政府通过与这些公司的合作监控全球范围内的网络信息传送数据。网民们自以为通过设置个人密码、加载反木马软件等手段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自由，但在美国政府强大的网络监控能力面前都变了“摆设”；个人生活越来越依赖于iPhone、iPad等通讯产品的今天，斯诺顿的爆料让世界真实地意识到，手中最便捷和轻巧的通讯工具背后，不知道黑暗中还有多少双眼睛在窥探。这是一个让人很惊悚的场景。
问题是，互联网通讯和信息传送数据的监控并非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和美国因为担心和忧虑对方的“网战”能力而纷纷提升本国的网络信息监控范围和深度，如果今天世界各国纷纷为了国家安全的目的而大肆扩大本国政府对安全对手、或者潜在安全竞争对手的网络渗透和监控，互联网在为全球提供信息传送便利的同时，也将成为全球个人隐私和通讯自由权利最受蔑视和最被滥用的领域。
今天，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新边疆”的网络安全建设，既需要防范各种目的“恶意软件”与“黑客攻击”威胁，防止和避免国家网络谍报能力的滥用，更需要依法限制和规范即便基于国家安全目的大规模政府监控。
斯诺顿是“安纳伯格精神”检验剂
斯诺顿的爆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国际媒体对中美网络争议的关注，也让世界意识到美国并非有足够的道义高度来指责中国的网络问题，但斯诺顿的出现没有减轻了网络安全在中美关系日程上的优先次序，相反，由于斯诺顿在香港的居留以及美国引渡斯诺顿的请求，中美关系正在遭受“斯诺顿煎熬”。
首先，香港特区政府和美国签署有司法合作协议，规定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应美国要求引渡认定的严重刑事犯返回美国的责任。但在香港现有法律系统中，斯诺顿案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斯诺顿如果要求政治庇护，或者难民身份，特别是政治难民身份，香港法院似乎很难判决斯诺顿必须强制引渡回美国。斯诺顿在香港特别强调，他站出来揭发美国的“棱镜”计划，是为了“捍卫全球人民的基本自由”。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雇员，他的行为依照美国法律是严重泄密罪，是刑事犯确认无疑；但从其“作案”动机和目标来看，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政治性。一旦斯诺顿在香港申请政治庇护，或者政治难民庇护，将非常符合这种庇护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斯诺顿已在香港得到了不少网民的同情，连日来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附近发生的力挺斯诺顿的示威活动，更是说明了香港民众对斯诺顿爆料行动的高度认可。即便香港政府为了维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在美国的压力可能考虑履行引渡责任，但在目前全球媒体中斯诺顿形象毁誉参半，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网民大多同情斯诺顿的背景下，香港政府无法简单地只从维护港美合作的角度来处理斯诺顿案件。
从中美关系来看，斯诺顿确实给两国政府都出了一个难题。美国媒体怀疑斯诺顿隐蔽地来到香港爆料，可能背后有“中国身影”；甚至还有媒体怀疑中国政府也会介入到香港政府对斯诺顿问题的处理。怀疑中国政府策反，或者故意利用斯诺顿给美国政府出丑这样的假设，可以肯定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中国政府有直接影响斯诺顿的能力，北京理论上不会让他爆料，而只会让他秘密地进入中国，斯诺顿本人就是一座网络情报的“金矿”。如果北京能影响到他，只会关起门来慢慢挖“金子”，绝不会让他成为引发如此震动的公众人物。
从现有的各种证据来看，我们也不应贬低斯诺顿爆料背后个人的自由主义冲动和把自己最终变成“网络深喉”的强烈使命感。斯诺顿只有29岁，个人生活经历并不复杂。作为电脑天才，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收入不菲。各种线索都使人必须相信，斯诺顿的爆料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女人，很可能是基于一种个人理想性质的“救世情怀”
问题是，如果斯诺顿回不去美国，斯诺顿背后的“中国阴谋论”永远不会结束。美国就会不断怀疑是否中国想要真正得到斯诺顿。2012年3月王立军前往重庆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最后被华盛顿拒绝了。很显然，美国可能需要中国在引渡斯诺顿上提供外交和政治合作。但北京并不应该干预香港处理斯诺顿引渡案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规则，斯诺顿是否应该引渡更不应该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和政治争议。斯诺顿的去留应该成为香港依据自身的法律制度而可以独立处理的法律技术问题。
把斯诺顿还原到中美关系，其历史性的作用并不是他将如何成为中美网络口水战的一枚棋子；恰恰相反，斯诺顿所带来的冲击波，应该引发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对规范和管理网络空间活动的重视和期待。只有各国政府率先成为网络世界中法治和正义的维护者，只有中美两国为建立和践行网络安全规范首先建立起合作的楷模，网络空间才能真正成为21世纪世界稳定与繁荣的全球公共基础设施，网络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得以保障。斯诺顿案件应该加速中美网络安全谈判进程。
作者是北京大学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