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危机的出现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又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归结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把中国看作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验场”，期待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欧洲出现了群众性的生态保护运动和各色民间生态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又崛起了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绿党；也正是在这种生态热的氛围中，又形成了一种名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
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统一流派，而是由一些学者、理论工作者各自表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因其相近或类似而形成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和其它种种生态主义思潮不同，它的代表者众口一声地把生态危机的出现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又把生态危机的解决，归结为要用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形形色色的生态主义者大都把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归因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而生态社会主义者则全都把酿成生态危机的原因，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对于资本主义死结的理性回应，它给人以可以实现另一种可能的希望。
生态社会主义者以生态危机的解决要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相标榜，那么，他们所幢憬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呢？
生态社会主义国际指导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洛威在《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一文中说，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以下列几个方面为前提：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在投资与生产中的民主计划，生产所具有的新的技术结构。在他所执笔起草的《贝伦生态社会主义宣言》中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根植于强调社会正义和生态平衡的非拜金主义的价值观。
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安德烈·高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遵从生态理性、而不是经济理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应该建立在民主管理、社会平等与使用价值的优先性之上。
生态社会主义国际指导委员会另一个成员乔尔·柯维尔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来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规划设想。他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化生产原则。柯维尔认为工人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倾向必然导致成立一个自觉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党”，这个党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议会党，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先锋党，墨西哥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哥伦比亚高原上的基维塔斯社区是其范例。柯维尔认为，为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都可以使用。柯维尔还主张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要以媒体工人为依靠力量，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符合生态社会主义特征的抵抗全球化运动的媒体中心。在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幢憬中，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还有其反对生产主义、过分强调反对集权的一面，有的还反映出其墨守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
生态中心主义“矫枉过正”的主张使其陷入困境
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和人类中心主义相对峙的思潮。人们信奉人类中心主义由来已久，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而自然则是客体；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一切都应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随着资产阶级发动工业革命，生产力获得快速的发展，一种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可以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存在价值的想法，认为可以仅仅从人的感情偏好、感性意愿出发，一味姑息纵容人们把自然视为满足人的感情偏好的原料仓库的掠夺式开发方式，在资产阶级时代开始盛行起来。于是在滥用资源、破坏环境、给人类带来痛苦中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导致了环境伦理学的诞生。
这种反思也导致生态中心主义思潮的诞生。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人类应该尊重自然，而反对将人的利益和需要绝对化；认为人类应该全面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相应的发展观。它把权利主体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再从动物扩展到植物和生命共同体，进而扩展到大地、岩石、河流、整个生态系统。在1990年代以前，生态中心主义曾经成为全球生态主义运动的主导哲学思想，它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崇尚回到丛林中去的浪漫主义世界观，要求人们通过“禅宗之路”克制自己的需求。这种“矫枉过正”的主张使生态中心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陷入困境。于是，1990年以来，欧洲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是将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统一起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引起生态问题的原因并不是人对自然的支配，而是人类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在这里，关键是人类要理性地对待自己的偏好，经过审慎的理性思考后表达出自己的欲望或需要，这样还能对偏好本身是否合理进行评判，对大自然的一味掠夺进行批评，从源头上防止人们对大自然的随意破坏。现在，生态中心主义不仅在生态社会主义，而且在全球绿色运动中都已不占主流地位。
萨拉·萨卡在1997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一书中，就探讨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其发展早期就面临增长极限的问题，但其官僚化社会主义却没能解决好这个生态难题。萨拉·萨卡在批评苏联模式的同时，又对中国道路寄予了期待。他说“如果领导层接受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中国比其它国家具有更大的成功机会”。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一系列诸如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使中国也面临环璄问题，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全听命于无情市场力量的摆布；中国仍然坚守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中国坚守着如何过一种较少物质财富条件下的幸福生活；……这就使生态社会主义者把中国看作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验场”，期待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引领作用和示范效应。
萨拉·萨卡所持观点虽然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有所区别，但他对中国道路的期待却是应当肯定的。我们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人民群众、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