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常的回答是，他们变得“激进化”了，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捍卫仇恨的人将极端暴力主张灌输给了敏感脆弱的穆斯林。这一激进化论证包含四个宽泛的要点。首先是断言，一些人成为恐怖分子是因为他们学到了某些极端主张，这些主张通常有宗教上的论证。其次，这些人学到极端主张的方式不同于学到其他极端或相反主张的方式。再次，由不满引发，到宗教上的虔诚，到接纳激进信条，再到恐怖主义，这其中存在一个传递链条。第四是坚称，一些人之所以易于接受这样的主张，是因为他们几乎无法融入社会。
这些假定构成了欧洲内部反恐政策的基础，问题在于，它们是错误的。
比如，很多研究显示，那些被吸引加入圣战组织的人士并不一定是被基本教义派的宗教主张所诱惑。媒体曝光了一项由英国军情五处（MI5）于2008年进行的有关极端主义的研究，该研究注意到，“相当多卷入恐怖主义的人士远非虔诚的狂热分子，他们并不定期参加宗教活动”。
也绝少有证据显示，圣战分子学到极端主张的途径与其他类型的组织有不同，即便惯常的看法间接表明，他们的意识形态源自仇恨鼓吹者之类人士，而其他激进主张形成于不同的环境。英国智库“平民”（Demos）的“暴力与极端主义”项目负责人詹米·巴特利特（JamieBartlett）认为，这样的恐怖主义“与其他主要由愤怒年轻人构成、反文化的破坏性组织共享很多相同的主张”。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人们的激进主张与圣战暴力之间存在直接通道。2010年的一份英国政府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传递链条这个命题“看上去既误读了激进化的过程，又赋予了意识形态因素不恰当的份量”。
最后，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那些加入圣战组织的人士绝非几乎无法融入社会，至少从融入社会的传统意义上看是这样。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QueenMaryCollege）研究人员对英国圣战者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支持圣战与社会不平等或糟糕的教育无关；相反，被吸收到圣战组织中的人士，年龄为十八到二十岁，来自富裕家庭，在家中讲英语，受教育水平较高，通常为大学水平。该研究认为，事实上，“年轻、富裕、正在受教育”，“均为危险因素”。
从某种程度上讲，上述有关激进化的论证看待圣战者成长经历的方式是由后向前。其出发点是，圣战者事实上已到达他们成长旅途的终点：他们对西方愤怒无比，看待伊斯兰教的方式是黑白混合的；并假定，这些就是他们之所以是目前那种状态的原因。吸引年轻人（大多数想成为圣战者的年轻人是十三到十九岁或者二十来岁）转向圣战暴力的是对身份、意义、归属感、尊重的追求，而这些东西远远无法被清楚界定。就他们被社会疏远而言，那也不是因为圣战效仿者在不通当地语言，或无法领会地方习俗，或是与社会上其他人士绝少交流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几乎无法融入社会。实际存在的疏远方式多得多。
忧惧
当然，表达疏远和忧惧毫无新意可言。年轻人对身份和意义的追求是陈词滥调。如今不同的是这样的疏远和追求所发生的社会背景。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日渐分崩离析的时代，很多人在其中特别感受到与主流社会机构的脱节。
一个土生土长的圣战分子之生成，真正的源头并非激进化，而是这种社会断裂，一种对西方社会的疏离感和不满感。正是因为已经拒绝了主流的文化、理念和准则，一些穆斯林才去追求其他世界观。很多圣战分子的崇拜者或者是伊斯兰教的皈依者，或者是相对较晚些时候才找到自身信仰的穆斯林，这并不令人惊讶。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其他廉价信仰的幻灭，推动他们走向了极端伊斯兰主义那种黑白混合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被“训练”或者“灌输”，而在于丧失了对主流道德体系的信念，并寻求其他替代性主张。
与主流社会的脱节当然并不仅是穆斯林的事情。如今，对政治进程的幻灭感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失语感，一种对主流政党和教会、工会这种社会机构似乎都无法理解他们的关切和需求的绝望。
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塑造了年轻人——不只是那些穆斯林背景的年轻人——体验疏离感的方式，以及他们能够行动起来加以应对的方式。过去，这种对主流的不满或许已经引导人们——当然是在欧洲——加入包括极左翼组织、劳工运动组织和反种族主义组织在内的运动团体，以寻求政治变革。这样一些组织为理想主义和社会不满赋予了政治的外形，以及一种将不满转化为社会变革的机制。
如今，这样的政治运动和组织，似乎可以如同主流机构一样失联。这部分是因为，在过去两百年的大多数时候凸显政治活动特色的那种宽泛的意识形态分界线，已几乎被抹去殆尽。左右之间的区别已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劳工组织和其他机构的弱化、集体意识形态的衰败、市场向日常生活诸多角落和缝隙的扩张——所有这一切都帮助形成了一个在社交方面更加碎片化的社会。
随之，身份政治变得愈发凸显；碎片化鼓励人们从愈发褊狭的种族或者文化角度界定他们自身。旨在融合少数民族的公共政策只是帮助加剧了这一过程。今次巴黎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评论人士坚称，至少部分责任必须由法国那些“主张同化”的社会政策来承担；他们断言，那些社会政策未能融合穆斯林，并且制造出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言下之意是，更多考虑到法国社会多元性的社会政策原本会更好地服务于法国。
其他人士回应说，指责法国的社会政策没有多少道理。即便比利时的社会政策相较于社会同化的主张在文化上更加多元，比利时，特别是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地区（Molenbeek），还是成了圣战分子的滋生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法国的社会政策也无法解释英国本土圣战风潮形成的根源。2005年，正是在伦敦，针对这座城市交通系统发起的欧洲首次自杀炸弹攻击造成五十二人死亡。发动炸弹袭击的四人中有三人在英国出生，另外一人自儿童时期就在英国抚养。
这一有关社会同化对阵多元文化的争论并不新鲜。过去二十年间的大多数时候，法国的政客和决策者都在谴责英国的多元文化策略，他们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在制造分裂，并且未能形成一套共同的价值体系或者国家意识。他们认为，结果是，很多穆斯林被伊斯兰主义或者暴力所吸引。如今，很多同样的质疑已被用于评价法国的社会政策。
成问题的政策
从某种程度上讲，双方都是正确的；法国的社会政策问题多多，推动形成了一个更具有分裂性的社会。但多元文化政策也是这样。长期以来，政客和决策者们争论这两种策略之间的不同，但忽略了其间的相似之处。
英国决策者们将他们的国家设想为“社群共同体”（acommunityofcommunities），这里是借用了用了帕瑞克报告（Parekhreport）中的提法，这份有关多元文化论的报告出版于2000年，影响巨大。但在具体推行相关政策时，他们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社区中的每一个都视作身份明确、单一、同质、真正的整体，由讲单一语言、拥有同样文化观念和信仰的人群构成。也就是说，决策者们认可英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但他们试图以如下这样的方式来管理那种多元性：将人们装入种族和文化的盒子中，而那些盒子又被用来界定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的需要和权利。他们往往认可那些最保守、通常是笃信宗教的人士作为少数族群的真正代言人。英国当局并不直接与穆斯林社区打交道，反而实际上将职权委托给了所谓的社区领袖。（比库·帕瑞克[BhikhuParekh]于1935年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是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荣休教授。帕瑞克于1998年至2000年担任“未来多种族英国委员会”[CommissionontheFutureofMulti-EthnicBritain]主席，该委员会2000年出版的有关多元文化的一份报告习惯上被称为“帕瑞克报告”。——译注）
结果是更加碎片化的社区和视野更加褊狭的伊斯兰教。这样一来，那些被圣战风潮吸引的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像疏远西方社会一样疏远穆斯林社区，也就并不令人惊讶。多数人憎恶他们父辈的道德观念和传统，绝少有时间研习伊斯兰教中主流、政府认可的类型。一些人被导向了伊斯兰主义，而伊斯兰主义似乎会提供一种他们在主流社会和主流伊斯兰教中都找不到的身份感。在边缘人群那里，不满被导向了圣战风潮。黑白混合的主张和价值观塑造了少数人，他们被引诱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并且将这些恐怖做法视做伊斯兰教与西方之间生死斗争的一部分。
悖谬之处在于，法国的社会政策起点非常不同，结果是造成了很多同样的问题。法国有大约五百万公民是北非移民的后代。其中仅有40%的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严守教规的穆斯林，四人中仅有一人参加每周五的祷告活动。但法国的政客、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将他们都视作穆斯林。确实，政府部长、学界人士和新闻记者常常引用法国的“五百万穆斯林”这个说法。将北非人称作“穆斯林”，这一风尚是较为近期的事情，1960和1970年代，他们或许会被称作beur或者arabe(意思分别是“来自北非的人”以及“阿拉伯人”)，但绝少被称作穆斯林。北非移民无疑并不将他们自身视作穆斯林；他们大多已世俗化，通常敌视宗教。
将北非人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转变源自法国近年来的社会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发生了断裂，加上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伊斯兰教视作关乎法国共和传统生死存亡的威胁。如同那些遍布欧洲的政客一般，法国政客所面对的公众愈发不信任主流机构，也愈发与主流机构疏远。并且，像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客一样，他们也试图平息这种敌意和不满，办法是重申“共同的法国身份”。但这一提法反倒滑入了界定法国人不是谁而非谁是法国人的陷阱中，因为他们发现，要清楚表达那些具有法国民族特性的理念和价值观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形下，伊斯兰教就成了与法国人被界定的身份相对照的“他者”。
电影制作人兼小说家卡里姆·米斯克（KarimMiské）问道：“在今天的法国，是什么将虔诚的阿尔及利亚退休工人、我这样的法国籍毛里塔尼亚裔无神论者导演、来自芒特拉若利的弗拉族苏非派银行雇员、来自勃艮第且已皈依伊斯兰教的社会工作者，以及从不曾踏足于其祖辈在乌杰达的故园并且信奉不可知论的男护工维系在了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将我们视作穆斯林的社会之内——假如不是这样的事实，那么是什么令我们相聚相识的？”（芒特拉若利[Mantes-la-Jolie]是位于巴黎西北郊的一个小镇；弗拉族人[Fulani]总人数约两千万人，广泛分布于非洲，以尼日利亚居多；苏非[Sufi]是伊斯兰教内部奉行神秘主义的一派；勃艮第[Burgundy]位于法国东北部，是著名葡萄酒产区；乌杰达[Oujda]是摩洛哥东北部城市。——译注）
从理论上讲，法国当局拒绝了英国的多元文化策略。但在实践中，当局以一种非常“多元文化”的方式接纳北非移民及其后代，将他们视作与其他族群一道生活的单一共同体。
悖谬之处在于，法国的北非移民人群绝大多数都已世俗化，即便是践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相对自由的。据法国公共意见研究所（IFOP）2011年的一项研究，在严守教规的女性当中，68%的人从来不戴头巾。在践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当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大致会禁止他们的女儿嫁给非穆斯林。81%的人认可妇女在离婚时理当拥有平等的权利，44%的人并不认为同居是个问题，38%的人支持堕胎权，31%的人赞同婚前性关系。同性恋是唯一一个多数人持有保守立场的议题：践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当中，有77%的人士不赞同同性恋。
就像他们在英国或者比利时的同龄人那样，北非人社区第二代移民中的很多人已与他们父辈的文化和道德观念以及主流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他们与更广阔的法国社会之间的情形也是如此。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些年轻人在伊斯兰教更加黑暗、更加僵硬、更加部落化的蓝图那里找到了出路。不妨审视一下谢里夫·库阿希(CherifKouachi)的例子。他是2015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屠杀事件主谋，在巴黎北郊的热纳维利埃（Gennevilliers）长大，这里生活着大约一万名北非移民后代。他反而极少去清真寺，看上去并不特别虔诚，但被一种社会疏离感驱使。用当地清真寺教长穆罕默德·贝纳利（MohammedBenali）的话说，他属于“感到自己被排斥、遭到歧视，更重要的是被羞辱的一代人。他们讲法语，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但被视作阿拉伯人；他们在文化上是身份混乱的。”
库阿希的故事与2005年7月7日伦敦爆炸案的指挥者穆罕默德·西迪克·汗（MohammadSidiqueKhan）的故事没有不同，与巴黎袭击事件的主谋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巴伍德（AbdelhamidAbaaoud）也没有不同。阿巴伍德在布鲁塞尔的贫民窟莫伦贝克长大，那里已经成为贫困、失业和激进伊斯兰主义的代名词。但阿巴伍德曾就读于于克勒圣皮埃尔中学（Saint-Pierred’Uccle），那是比利时最顶尖的中学之一。他从该校辍学并且不再前往当地的清真寺，他的密友、巴黎事件中的另一位枪手萨拉·阿卜杜勒萨拉姆（SalahAbdeslam）也是如此。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领袖太过沉迷于符合他们趣味的传统。“所以年轻人转向了别处”，奥利维尔·范德海根（OlivierVanderhaegen）表示。他为当地一个防止年轻人激进化的项目工作。（于克勒是比利时布鲁塞尔首都地区下辖的自治市之一。——译注）
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那些旨在促进融合的社会政策全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有那些政策都帮助造就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所有那些政策都帮助固化了有关归属感和身份的更加褊狭的蓝图。既非社会同化政策也非多元文化政策催生了伊斯兰主义或者圣战风潮。这些政策所实现的是，帮助形成了伊斯兰主义茁壮成长的空间，并将人们的不满导向圣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