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变革当中，各国除了一系列正面应对之外，还有永无休止的矛盾与斗争，危机、革命与战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各国的社会发展与稳定，各国各有应对之道。德国在过去将近70年间，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主要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作出努力。
政治领域的“定海神针”
二战后的德国政治改革，其程度之深，力度之大，史无前例。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运动”、1918年柏林革命起义、20世纪20年代魏玛共和国（有人称之为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都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一次政治改革，把德国从一个历史上的封建军事专制国家和刚刚完结的希特勒纳粹独裁国家，改造成为一个基础坚实牢固的民主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人称之为德意志第二民主共和国），而且没有引起多少社会波动。这里的主要“定海神针”是德国人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具体说来，也许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新的立国原则清晰、坚定。1949年5月通过的德国《基本法》即德国宪法，虽则没有明文规定国家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明文规定国家是选择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道路还是欧洲大陆道路，更没有明文规定国家必须遵循哪种主义，但德国宪法十分明晰且坚定地明文规定了立国的四大原则。基本法第1条，要求将尊重人的尊严作为宪法体制的最高准则，另外三个原则是民主法治，联邦制，社会福利国家。
对上述立国原则，全国绝大多数公民及其各主流政党一直保持一致共识。尽管在战后初期（1945—195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曾抱某些歧见，但自其1957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公布之后，该党也完全认同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艾哈德等人提出并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没有“政治运动”，没有“大翻个，底朝天”。不论哪个政党或执政联盟上台执政，德国一直坚定遵循上述立国原则和全国共识，近70年来德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改朝换代”式的国家领导人更替，只是不断适时地调整某些政策主张并付诸实施。
经济领域的坚持与稳定
二战后的德国经济可谓变革连连，主要有四项，其中最为重大的当数把第三帝国的“统制经济”改造成为“社会市场经济”。“统制经济”的意思似乎不必赘言。至于“社会市场经济”，即使在德国，至今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精确的表述。笔者以为其要点有三：一是基于私有制和竞争，但私有财产不得用于损害社会，竞争必须是有序的；二是实行（广义的）市场自由（创业自由、营业自由、价格自由……），但不放任自流，为此必须建立一整套“人为的”竞争秩序，而不听任“自然的”竞争秩序；三是首先强调经济效率，同时又十分重视社会公平公正。
当今欧洲存在一大堆严重问题，但并不能认定旧大陆必死无疑。只要认真致力于进一步联合和改革，欧洲依然有希望，甚至可能重新辉煌。德国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尽管面临上述重重困难，德国社会始终保持相当稳定，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德国经济增长一直由一种特殊的“稳定文化”指引着。德国人对经济“稳定增长”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这些感受主要来自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遭遇。一战后，1923年发生的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让德国人从此染上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恐惧症；二战后1948年货币改革所引起的价格大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态。德国的这种“稳定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致力财政平衡，偏向货币“从紧”，环境保护领先，技术安全第一，等等。这些都有助于人们理解：为什么德国在欧债危机中坚持要求重债国必须整顿财政，减少债务，缩小赤字；为什么德国在1999年欧元问世前其货币德国马克国内币值长期稳定，钱真值钱；为什么德国在环保事业与产业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为什么德国早在40多年前就拥有磁悬浮铁路技术并在汉堡成功投入试运营而后来不在其国内推广，以及德国2011年宣布在今后10年内关掉本国所有核电站……
德国经济增长始终由一个先进的工业制造业部门支撑着。德国目前加工制造业约占GDP的21%，但如果加上连带的服务、贸易、金融等部门效应，它们保证着全国劳动力就业的30%~40%。德国加工制造业四大支柱产业——汽车、机械、电器、化学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与适应力，它们的产品70%~80%用于出口。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占世界出口比重一直在10%上下。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德国马克对外币值大幅上升年代，“德国货”照常畅销不误，这是它们国际竞争力强大的反映。经济产业强大，有助于国家发达和社会稳定。
德国是一个自愿有纪律、有组织的社会，而不是一盘散沙，凡事杂乱。这突出表现在雇员―雇主关系上。有组织的工会对有组织的雇主联合会，在自主谈判的基础上，以“社会伙伴”的心态和方式解决劳资矛盾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代表雇员的最大工会是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员630万人；代表雇主利益的则是雇主协会，有200万家企业参加，还有工商大会、德国工业联合会等。
德国有些政治家有令人钦佩的政治勇气，敢于推行不受人欢迎的大变革。时任联邦总理施罗德2003年提出并实行的《2010议程》就是一个代表作。尽管结果是社民党下台，党员流失1/6，但反对党继任者默克尔继续推行这套改革，改革劳动市场，收紧社会福利，放松政府对企业的某些限制，帮助德国成为欧债危机中的“佼佼者”，且继续保持社会稳定。但这次改革的力度其实并不算大，而且德国许多政治家至今依然回避或者说不敢实行必要的重大改革。
社会领域的平衡发展
二战后在德国的社会领域里也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变革。这里简要地来讨论其中的四项，即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两德统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地区间平衡发展问题。
收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西方东方，出于政治考虑与技术原因，都不可能发表有关收入与财富分配的真实统计，德国也不会例外。德国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往往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真实程度，而那里的左派人士总是会蓄意夸大这条鸿沟；至于代表雇主利益的组织机构和代表雇员诉求的工会，它们各自公布的信息资料自然也会相去甚远。因此，笔者只能参考德国联邦统计局的官方数据，加上或减去笔者以为必须“加工”的项目，得出自己的计算结果。如果仅以雇员实际拿到的净工薪来与雇主的收入相比，它们的比例大约为1：7；通过二次收入分配即再分配，德国“上端”的20%家庭与“下端”的20%家庭收入差距大约在4~5倍之间。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国家财政机构向就业者征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向就业者收费（首先是养老保险费），其所得款项，通过许多项目（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病假工资、劳动促进、公务员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补贴、社会救济、住房补贴，等等），由国家转移支付给各个社群，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
社会福利。德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举世闻名的。目前，每年大约有GDP的27%左右用于公共福利支出（比较：美国16%，OECD国家平均21%），主要用于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和护理老人。90%的人口从中受惠，但为支撑这一全民福利体系的资金问题已日益难以为继，因此屡遭诟病。
帮助东部地区重建。1990年两德统一，这给德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至今，20多年过去了，德国基本上成功地应对了这一挑战，把整个东德社会融入了西德。当年曾有人说，实现两德“政治统一”，一天即可完成，只要西部派员去东部接管就是了；“经济统一”需要10年，因为要完成东德数千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提升其内外竞争力以及重建东部基础设施并非易事；“社会统一”需要20年，其主要目标是把东部居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提高到大体与西部一致；“文化心理统一”则需要30年，要实现人心融合和价值观共识太难了。显然，要实现所有这些“统一”，既需要时间，还需要金钱。自1990年以来，德国每年大约要花1000亿美元（占德国GDP3%）用来改造东部，所幸德国人发扬了爱国精神和民族认同感（尽管西部有些人不大情愿），至今仍承受着“团结税”等负担，共同致力于统一大业。德国人用20多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上述各方面的“统一”，但至今尚未完全达标，矛盾依然不少，特别在思想方面。
地区发展相对平衡。二战前，一提到德国，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煤钢生产重地鲁尔地区。二战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改革，目前德国早已进步成为一个地区发展相对平衡的国家。这首先表现在德国各州（这里主要是指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这有助于大多数居民首选就地安居乐业，避免人口过多流动，利于社会稳定。其次表现在全国人口分布上。在德国，10万人口以上就算大城市，共有81座，居住着全国1/3的人口，另有42%人口住在人口少于2万的小城镇，其余的1/4人口大多数住在2万~10万人口的城镇里。德国全国超过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4座，首都柏林人口最多，为343万人，汉堡174万人，慕尼黑135万人，科隆102万人，它们正好分布在国土的东南西北。这种人口分布，极大地缓解了特大城市“机会多，来钱快”的吸引力，更不会出现“春运”“冬运”之类的大规模人口来回移动。显然，这也是地区发展相对平衡的结果。最后表现在“经济中心”相当均匀地配置在全国的东南西北中：东部有柏林、德累斯登、莱比锡等，南部有慕尼黑等，西部有科隆等，北部有汉堡等，中间则有法兰克福、莱茵―内卡、斯图加特等。它们各具特色，形象丰富多彩。德国国土面积35.6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中国云南省（38万平方公里）的93%，但德国的“经济中心”配置状况值得借鉴。
总之，二战后来自国内外一连串重大变革的挑战，总的说来，德国的应对基本上是成功的，长期保持了社会稳定。但目前德国依然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来自欧洲的问题，而德国是绝对离不开欧洲的。德国在欧洲不可能总是“一枝独秀”。德国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它本国和欧洲的改革与联合的成功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