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2日电 因牵涉土地制度、农业经营模式等敏感复杂问题，“三农”议题历来为各国高度关切。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勾画了多途径、多手段全面破解中国“三农”问题的立体思路，在尊重本国国情基础上，契合着全球“三农”治理的共有规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中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对此，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土地研究专家崔弼洙告诉记者，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保护耕地，力促有效补贴粮食生产的措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做法，合乎人口大国的国情，也增益全球粮食安全。
崔弼洙结合韩国经验指出，上世纪50年代初期，韩国开展了土地改革，却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没能及时保护耕地，造成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严重依赖进口，制约了民众生活水平改善。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将有效避免类似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些海外分析人士指出，这从根本上强调了农户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地位，并提出了保障这种地位的制度、组织安排，与一些国家的成功施政经验相契合。
新华社驻多国记者深入调研后获悉，以农户为主体，为农户经营提供组织保障，构成相关国家涉农政策的基本取向。
地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墨累河流域是这个国家稻米主产区，该地区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以及市场营销能力均位居世界前列，这离不开“垂直整合”模式：稻米种植户通过对合作社组织澳洲稻米种植者协会（RGA）持股，参与从稻米种植到产品加工，再到市场营销的各个环节，使其产品通过RGA自有品牌统一包装和销售渠道行销国内外。通过这种模式，种植户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议价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日本农林中金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阮蔚说，中国决策层强调规模经营的“适度”，这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的农村仍有大量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承载的就业功能仍很重要。
她指出，要确保农户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不宜让企业直接闯入农业生产领域，更不应让企业与农民争地争利。从日本等国经验看，企业可以在生产以外的农业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产品加工、销售流通等农业上下游的服务领域，存在着企业和民间资金参与农业的广阔天地。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同时，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研究院院长郭生祥指出，这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有力支持，为今后土地承包权的合法合规抵押、担保提供了根本依据，有利于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为农业提供金融支撑。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对此，郭生祥指出，中长期看，要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要提高农民“身份”的含金量，让农民够体面、得实惠，这次会议清晰地释放了这个信息。他说，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实现农民职业化、农业现代化、社区便利化，使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社会福利有保障，才能真正让农民安居乐业，农业稳步发展。
阮蔚表示，中长期看，中国探索和推广适度规模经营等创新，一要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降低规模经营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二要加快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深层次改革，消除劳动力走出农村后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执笔记者傅云威，参与记者：冯武勇、权香兰、高攀、王小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