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有关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幸福城市的新理念、新范式，也在实践和理论上寻求契合，以形成全球发展的共识。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造就了现代城市，培育了人类的新文明，但进入20世纪后，工业化推进的城市化到一定阶段出现了效率衰减，甚至加剧了“城市病”，这就不禁让人们反思：城市发展的真谛是什么？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欧美国家主导的城市转型发展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使之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变迁的战略行动，使它们在“后工业社会”来临之时，有效破解了城市发展中的一些难题，并且得以在信息革命到来后，构建了全球生产网络、服务经济维系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优质资源，强化中心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来进一步提升区域和国家竞争力。进入21世纪，在知识经济的引领下，世界的主要城市又进一步转型升级为知识中心、创新中心，继续发挥经济、文化和消费的引领作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批城市，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快速崛起后，也在启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新战略，丰富世界城市转型发展的实践探索。
资源型城市研究：破解资源“诅咒”
尽管现代城市转型发展的内涵和行动路径早已超越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内容框架，但毕竟针对不可再生资源型城市（镇）演进的研究，是城市转型研究的重要源头之一，而在信息革命到来之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并在实践运用中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国际上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有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伊内斯（H. A. Innis）等，主要是以单一的城镇为研究对象。到了二战之后，罗宾逊（I. M. Robinson）、赛门斯（L. B.Siemens）等开始研究资源型社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在此基础上，卢卡斯（R. A. Lucas）提出了单一矿产城镇的发展阶段理论：建设、雇佣、过渡和成熟四阶段。此后，著名地理学家布赖德伯里（J. H. Bradbury) 又对卢卡斯的单一资源型城镇理论进行了发展，提出了发展的第五、第六阶段，即下降阶段和关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转向了对资源型城市群体的实证研究，重点研究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等方面，以期为实践提供指导。进入80年代之后，国外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多数已完成，城市转型研究的重心也快速转向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城市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构建，以及大城市郊区化带来的产业空间、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等新的领域。
城市转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基于20世纪现代城市空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实践性探索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进入了城市扩散阶段，开始了郊区化的浪潮，一批大城市从原来单中心的空间格局，比较快地扩展为多核心的都市区形态。大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的分离、分化，还体现在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上，芝加哥学派对这一重大转变的研究，提出了“同心圆理论”、“扇形理论”，后来还有集成特色的“多核心理论”，这三大理论是从基于美国城市空间格局转型的实证研究而来的，它表明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空间从集聚到扩散的阶段性特征。二战之后，国际上对于城市的空间扩展、要素集聚以及郊区化的趋势等方面的研究，仍多局限于传统城市的单一主体的框架之内。1957年法国经济学家简·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大都市圈”理论，主张特大城市的发展应定位为行政区域的核心，通过辐射并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协同发展，以形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大都市经济圈或城市带。这一理论虽然立足于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比较早地提出了在全球地理空间扩大城市影响力的命题，为大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持理论框架。
全球化催生“世界城市”研究热
19世纪60年代之后，“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被应用起来。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Peter Hall）1966年重新使用这一术语，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在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大都市。随后，学者们开始从国际经济分工、金融资本国际化以及城市的外在联系等方面，来研究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城市的特征。其中，弗里德曼（J. Friedmann）和沃尔夫（G. Wolff）开启了划时代的研究工作，他们发表的《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与行动备忘录》，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和本质特征作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在同一时期，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 Northam）提出各国城市化过程的轨迹为S型曲线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分成3个阶段，即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为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时机把握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世界城市转型理论成果的集中涌现期。一方面，全球性大城市、大都市区的产业转型、功能升级以及全球性城市体系形成，现实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信息革命到来，城市重组生产要素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全球生产体系下的“信息城市”成为重要发展方向。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构建了城市“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并据此提出了“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ies）的概念，为人们对世界城市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内涵。
城市本身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城市与所处区域联动发展，是城市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中，城市转型必须跳出自身的资源与空间束缚，才能获得生命体的持续生长和更新。1991年，萨森（Saskia Sassen）正式提出了“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概念，由此引发了一场全球城市研究的新热潮，为国际城市转型发展的功能、定位、模式，确定了全球性转向。由此，涉及经济、地理、社会、文化以及国际关系多个学科的“世界城市”理论，被迅速应用于实践中，引领全球生产、贸易、金融和消费产业的转型，在进一步强化顶级城市经济控制力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快速进入世界城市体系的城市。进入21世纪后，以泰勒（P. J. Taylor）教授和毕沃斯托克（J. V. Beaverstock）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与网络”（GaWc Study Group and Network）团队，进一步深化讨论了城市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特征，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World City Network）概念，即一个由枢纽层、节点层、次节点层的城市相互联结的城市网络结构，世界城市就是作为这一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
从以上对世界城市转型发展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理论探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产业升级、新经济体系的构建始终是被关注的主线，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信息化水平和全球服务能力，则是现代城市转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在以“世界城市”为核心概念和转型目标的理论及相关实践成为城市研究的主流范式之后，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全球性服务公司的集聚程度，直接体现了城市对全球经济、产业、资本、文化、消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城市转型的研究也越来越趋向实证化。
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那些老牌的“世界城市”受到冲击更大的现实，让人们重新思考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城市转型的战略方向：是不是国际化程度越高就越有竞争力？欧美国家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不是具有全球的普适性？经济的增长与城市的转型发展如何形成阶段性的契合？这些现实挑战，实际上为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力提升与城市转型战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以往的主流学术范式进行了完善。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以来，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有关低碳城市、生态城市和幸福城市的新理念、新范式，也在实践和理论上寻求契合，以形成全球发展的共识。国际学界开始对现行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把低碳、绿色、生态、智慧和幸福等元素注入新的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中，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尽管重点仍然在经济转型的方向和对策，但有关城市转型的多学科、多视角、多维度的综合研究日益增多。这无疑更有利于该领域研究的科学化、可持续发展。
近来，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一书中，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全球城市的盛衰规律和原因，强调城市的繁荣放大了人类的优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效推动创新、吸引人才，鼓励创业，进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流动性。繁荣的城市，不仅有利于保护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成为创新的发动机。实际上，“城市的胜利”——现代城市的繁荣、创新，无不取决于其转型路径的正确和转型行动的成功，取决于其可持续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
（作者系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