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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号机密”历经艰辛接续守护

  中央文库是党的第一所核心级别的档案库,记录党中央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文件就珍藏于此,形成了党史上的“一号机密”。在新中国成立前近20年的岁月中,数位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1949年,这些“比黄金还贵重”的原始文献终于完好无损地被交到党和人民手中。

  张唯一:老成持重的首个守护人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党中央被迫迁往上海转入秘密状态。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中央的机密文件随时有着暴露的风险。1930年,党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各机关把暂不需要的文件,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照片等机密文件都上交中央文库妥善保管。

  周恩来对新建立的中央文库作过多次指示,要求文件分类整理以及加强保护措施,组织起草《文件处置办法》,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文件的范围及整理的方法,为规范中央文库管理提供了依据。

  党中央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了张唯一。他在工作中老成持重,与外界来往较少,这正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张唯一从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照一定的顺序再重新排放。对一般的事务性文件,则把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销毁,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为了严格的遵守保密措施,党中央派出一名领导人与文库保管人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不得过问文库工作;严格限定保管人与外界接触,防止暴露机密;还要时常变换中央文库的保管地和更新保管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不久叛变。他为向国民党邀功,即向敌人供出了党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无一幸免。顾顺章到南京后,又向蒋介石供出了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住址,党中央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幸好潜伏在国民党中统高层的钱壮飞知悉了这一消息,并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亲自指挥了一场大转移,还特意关注隐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

  张唯一在接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马上雇了两辆黄包车和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在前往法租界途中,还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但都被他机智地一一化解了。经过两批次的转运,中央文库才转危为安。

  陈为人: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

  1931年底,周恩来根据中央安排到江西苏区工作。张唯一因要负责上海执行局秘书处工作,故无法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后经党中央批准,调派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

  1932年,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住处。陈为人把重要文件放于阁楼中,他新安置了一个火炉,一旦出现敌人搜捕的紧急状况,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毁”的誓言。

  陈为人夫妇一直保持着警觉,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何异常,随即马上搬家。数年下来,陈为人因安全问题经常变换住址。1935年2月,张唯一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陈为人的妻子接头后没有按时回来,他断定一定是被捕了。情急之下,他马上决定安全地转移中央文库,而非营救妻子。

  转移到安全地点后,他不能出去工作,再加上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因此得不到经费,只有把衣物卖掉,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一段时间过后,二楼的家具几乎被变卖一空,但为了不让房东看出破绽,一楼的陈设仍旧如常。

  他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靠红薯度日,以水代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为人为防止文件被虫蛀,还要经常翻晒文件。后来,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沉重的工作拖垮,十分虚弱。

  转交文件结束回到家后,陈为人突然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陈为人拒绝医治,不想使用极为宝贵的经费。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时年38岁。

  接力守护:中央文库完璧归赵

  1937年起,上海地下党接管了中央文库,党组织派徐强和李云夫妇把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地点。1939年,徐李二人奉命赴延安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在广泛筛选后,调派刘钊管理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

  1940年秋,由于工作需要上级把刘钊调离,派老党员缪谷稔接任保管人。接受重要使命后,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机密档案重新打包,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

  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来到商店接头,差点被捕。缪谷稔决定把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迅速转移出去。经过紧张的转移工作,缪谷稔也病倒了,浑身无力,四肢疼痛。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失业了,二人只能变卖家具维持生活。

  1942年夏,缪谷稔的身体越来越差,党组织决定让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嘱咐年轻的陈来生,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工作,要注意保密,尤其是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陈来生家境贫寒,但他看到当时上海很多人“跑单帮”(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便想到可以带着家人“跑单帮”赚取生活费。

  后来,陈来生发现居住地来往人员太多,不久后他又开始新的迁移。这次他借钱租下了一栋房子,办了一家面粉坊,对外以面粉生意掩护。同上次一样,他将阁楼内从地板到四周都贴上了木板和报纸,这样夹壁墙就建成了,重要文件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党中央多次调用原始文献。陈来生接令后,蹲在阁楼中寻找文件,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经过几天的查找,在陈来生抄写副本后,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延安,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1943年,上级下令调出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为安全起见,文件被拍成照片,装在干电池里,由特派员及时送往延安。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陈来生在上海解放后汇报了中央文库的历史沿革,这批珍贵文件遂逐级上交到党中央。9月初,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发来电报,指示华东局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给予嘉奖。至此,记录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原始文献,经过数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守护,历经艰辛交回到党和人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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