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议题，能为许多历史事件提供解释。例如南美洲在19世纪后期爆发的十分钱战争（Ten Cents War），是智利、玻利维亚与秘鲁为争夺边境地区的经济资源而起。秘鲁违反之前达成的财政稳定协议，决定按10分钱的比率征税，引发同智利的战争并战败。又如美国独立前爆发的波士顿倾茶行动，也是源自税负。但与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茶党的兴起并非由于增税，而是减税及征收方式改变。而英国调整北美的税收政策，则是始于在印度的税收未达到预期。
历史上有许多看似奇怪甚至愚蠢的税制安排，但结合当时的环境——政府掌握的信息、征收手段、经济状况等——来看，可能是很明智的选择。第一个案例是英格兰在1696-1851年征收的窗户税，本意是对房产的价值征税，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市场估价机制，所以选择了窗户数量这一容易测算的指标。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是，税负必须基于可测算、可检验的税基，当然具体哪些指标可测算和检验会随着历史而变化。启示之二是，纳税人总是会用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减轻税负，例如英国人把部分窗户改用墙封起来，某些遗迹在今天还能看到。针对纳税人的反应，税务机关则会调整策略，形成反复博弈。例如英国人为减少窗户数量，让多个房间共用一个窗户。税法后来做出修改，要求对这样的每个房间都征税。又如在400年前的波兰与荷兰，以及今天的越南，房产税按照房屋临街一面的宽度征收，导致许多房子建成了细长条的形状。
税收的“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是个关键的基本概念，意思是税收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从而带来效率损失，但这往往需要设想反事实的情况。以上的例子则可以直观地显示超额负担，因为大家都清楚正常的房屋的形状，所以很容易理解税收造成的扭曲。
另外一些时候，政府把改变人们的行为作为征税的明确目的。例如俄国的彼得大帝为了促进国家的西化，要求俄国贵族向西方贵族学习，剃掉大胡子。他为此征收年度胡须税，保留胡须的人必须佩戴铜章，以示完成了纳税义务。
各国政府都曾试图通过税收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其目的五花八门。英国曾经在18-19世纪征收知识税（实际是对报纸征税），其目的是压制信息的自由流动。还有著名的单身税，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在某些地区延续到20世纪。原因或者是因为单身汉们的生活负担较轻，或者是为了鼓励婚配。当然人们依然会试图逃避税负，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职业求婚拒绝人”。
还有些时候，税收的目标是消除外部性，提高经济效率，即经济学家们推崇的庇古税（Pigouvian tax）。这方面的有趣案例是对动物征收的某些税收。例如丹麦曾提议对奶牛的肠胃胀气征税，以减轻温室气体排放。德国对一些危险的犬类征税。饲养犬类可能给社区带来负外部性，例如噪音、粪便污染。直接对这些危害征税或许更有效率，可惜难以测量与实施。
逃税现象与税收同样古老。逃税本身比较隐蔽，但税收强制与处罚手段则清晰地留在历史遗迹中。公元前19世纪的苏美尔刻板就留下了记录，把收受走私物品的人监禁起来。古埃及的石刻则展示了对逃税者的鞭刑。
避税是用相对合法的手段来减轻税负，除英国的窗户税外，这堵砖墙也是个典型案例。当政府按照砖块的数量征税时，人们就会把砖块造得很大。当税率采取分级体制时，市场往往会做出调整，出现明显的临界线现象。例如日本按照麦芽浓度对啤酒分级征税，厂商便纷纷推出浓度刚刚低于临界值的新啤酒。
最后一个大议题是税收征管，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英国在1729年推行的金酒税（Gin Act）是面向零售商，由于商家太多，难以管理而失败。后来大幅提高税率，同样失败。直至1743年，把征收对象调整为批发商，并降低税率，结果税收收入增加，也有效抑制了过度饮酒消费。这充分说明了征管设计的重要性。今天的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欧洲、美国还是印度，85%的税收都来自大企业。
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丰富的税收征管案例。西周井田制就是设计精巧的土地税制度。北京税务博物馆保存有公元前4世纪的楚国文物，是运输商和税务官员分别持有的符节，来检验船运货物能否享受免税待遇。欢迎中国学者们与我分享更多的类似案例。
强大的政府和伟大的文明都需要出色的税收征管来支撑。历史上有许多杰出人物曾担任税务官员：托马斯·潘恩、乔叟、伏尔泰、塞万提斯、赫尔曼·梅尔维尔、卢梭、亚当·斯密，等等。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曾执掌中国海关近50年，被授予三代正一品封典，上海曾立起他的雕像——这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唯一的税务官员雕像。事实上，很多税务官员堪称公共财政领域的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