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是历史文化的结晶。节日具有促进社会协调、整合社会思想、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历史功能。然而，随着社会变迁，很多节日丧失了应有的价值。深入挖掘和继承节日的价值内核，需要政府发挥供给侧的推动作用，对节日进行多重“赋值”，实现其从历史功能到现代价值的转变。
节日历史功能：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从历史角度而言，在封建社会，节日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功能。传统儒家将个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逻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结构层次为：“家—国—天下”，其中家(族)是最为基础的社会单元。而维系家族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并保证其正常运转的是血缘宗法制度。
血缘宗法制度是维系家族组织形式的制度保障，血缘宗法制度有效贯彻的基础却是其背后的信仰。中国古人没有明确而统一的信仰对象，但却以家族为单位供奉共同的祖先。弥散型天命信仰的符号化之象征性表达就是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人们往往会以家族为单位表达对于祖先的追思，寻求祖先的庇佑，祈念家族的兴旺繁荣，祷告人们对于家族的贡献以及为祖先增加的殊荣，并将此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籍此，祭祀祖先成为了强化家族成员对整个家族归属感的典型方式。古往而今，节日都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功能：从信仰归属的符号化社会表达，到血缘宗法制的有效运行，再到维护家族组织形式的稳定，旨在实现“家—国—天下”相统一的目标。节日在封建社会结构中处于组织节点的关键位置，是维系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常量。从国家层面来看，节日则是封建统治者将节日仪式的象征性符号表达常态化，如，历代皇帝在每年的春分、中秋节、上元节、除夕等重要节日都会亲莅庆典，代表百姓行祭天礼，这体现了封建统治者将维系家族稳定的弥散型天命信仰政治化为国家行为。由此，以节日为纽带，以节日庆典为契机，个体对家族的归属被聚合为对国家和皇权合法性的认同。节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常量不断与历史发展进程中日益丰富的节日仪轨以及纪念活动等诸多自变量相叠加，成为个人归属家族、国家的符号化象征。
节日文化的发展既要保存原有的历史功能，又要满足群众需求
从现代社会学视角审视，节日之所以能够将个人组织为家族、将家族聚合为国家，而成为建构“家—国—天下”之社会结构的重要元素，是因为节日为社会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必要的平台。一个家族内部的个体之间虽然存在无法隔断的血脉联系，但是个体对于家族的归属感却主要是通过不间断的交往互动完成的，整个社会也是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国家的。社会个体交往互动的内容丰富多样，而唯有在特定的节日中，(几乎)所有的社会个体的交往互动内容才会呈现一致性(这在全国规模的祭祀活动中表现的最为典型)。正是在这种交往互动中孕育了社会价值共识。社会个体可以籍此对其他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预期和判断，以公共价值标准规范和约束相互间的行为，这大大降低了社会个体之间交往互动的不确定性，促进社会交往的良性发展，从而引导个体归属家族，家族聚合为国家。
节日之历史功能向现代价值转变的应然状态，就是继续以节日作为公共交往平台，在既定节日的交往互动活动中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升华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从而为整个社会提供公认的价值行为准则，促进社会高效稳定发展。然而，在现实社会发展过程中，家族解体以及市场的力量却将节日之历史功能向现代价值的转变推入了实然困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族传统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日渐式微，而以西方外来节日和自创新兴节日为主的庆祝活动却备受追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群众需求结构的变化。民族传统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也未能及时“赋值”新的时代内涵，反而被市场裹挟，使得其历史意义逐渐消解泛化。当下的西方外来节日和自创新兴节日却迎合了大众多元化的节日功能和价值需求，在节日构成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并开始占据节日消费市场的主流。相较于节日市场的多样化需求，当前民族传统节日、政治纪念性节日能够提供给节日市场的产品(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文化的)相对有限。
如果说节日是维系古代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常量，那么，节日在现代社会中则已成为直接影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变量。节日对于国家软实力的影响力度，取决于供给侧如何对节日进行有效“赋值”。
政府作为供给侧对节日进行有效“赋值”的关键是继承创新。政府应该继承节日的公共交往平台功能，推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次的交往互动，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形成公认的社会价值行为准则，从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但是，社会价值共识亦或社会核心价值观内涵是不断丰富与发展的价值认知体系，这就要求政府作为节日供给侧不能局限于民族传统节日的传统价值定位、政治纪念性节日的单一价值意涵，而是要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赋予民族传统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例如，通过对清明节、中秋节、上元节、除夕等民族传统节日的现代价值进行挖掘，对劳动节、青年节、国庆节等政治纪念性节日的时代意蕴进行解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希望;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期许;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坚守。
政府作为供给侧对节日进行有效“赋值”，还需要坚持文化内涵的继承与技术手段的创新相统一。文化本身具有传承积淀的独特属性，节日作为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更是如此。当前的民族传统节日褪色，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迎合市场而自我物化之后的商业化味道浓重，使自身的文化底蕴逐渐淡化，从而失去了最具节日市场竞争力的价值属性。政府作为供给侧的改革推动者应该大力调整节日市场的产品结构，增加高文化附加值、历史附加值的产品投放比重，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当代价值。如，2019年2月举办的“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就是一个节日传承的成功案例。人的价值认同是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具文化内涵的传统民族节日和政治属性的纪念性节日活动，在引导大众理性认知的同时，也需要现代技术的包装，以强化感性体验。“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通过艺术灯光立体投影于建筑上的《千里江山图卷》等作品，就是将现代视听光影技术运用于传统节日文化之上而赢得了大众的价值认同，从而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中华文明的世界传播力。
政府作为供给侧，对待外来节日、自创新兴节日则需秉承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积极发掘其中与民族传统节日、政治纪念性节日有共性的文化元素，唤起民众的价值共鸣，突出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积极内容，繁荣节日市场，丰富节日价值内涵，推动节日活动创新。大部分外来节日也是西方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其中不乏积极的价值元素，例如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母亲节等节日都内含和谐、自由、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这些外来节日与中国传统节日相得益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传统民族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在具体分工分类、美德教育上的不足。依托于异质性文化底蕴的节日庆祝活动可以丰富传统民族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生活的内容，加强相互间的交流融通，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同时，可以促进中国民族传统节日和政治纪念性节日的对外传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对于自创新兴节日则可以以鼓励节日创新、引导健康发展为理念，准许其进入节日市场，对其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生活要求、价值诉求的自创新兴节日进行身份认证，并将其纳入到节日市场管理体系中，引导其健康发展。但是，不论对外来节日还是自创新兴节日，政府在开放包容的同时，也要强化责任意识，担当公益责任，积极治理其中的不良商业炒作行为，在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同时，更加注重节日的社会效益，避免节日文化过度商业化，从而防控其中有悖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内容，引导大众节日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