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法与良吏相结合，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一条成熟的治国之策。任法与任吏相统一的王朝多为盛世，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既有良法也有执法的贤吏。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多有论述。
为了克服明末法制的乱象，黄宗羲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虽然重视治法，希望由此恢复法律秩序，但并不忽视治人(治吏)的重要性，只是在政治比重上治法优先于治人而已。所谓治法是指制定以国家政策为依据，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为准绳，以增删旧制为依归，以选择律学家起草的律文为蓝本，经过反复斟酌而成的国家大法。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治“法”的功能。
在治法与治吏的结合上，王夫之作出了远比黄宗羲丰富的理论阐发。在王夫之看来，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恤民隐。所以“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民气之不可使不静，非法而无以静之。”但是，他反对只任法不任人，指出：“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所以，“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任法而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敝也”。因为，“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辩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因此，他也重视执法之吏。
清初思想家的治吏主张
如果说治法的终极目的在于制定一部善法，那么治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建立起贤吏执法的官僚系统。清初思想家针对明末吏治的败坏，有针对性地提出治吏的主张。
其一，不得“舍大臣而任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如果使之操法，势必造成“国事大乱……小人进而君子危，不可挽矣”的危局。明末的政治态势恰恰是如此，所以他发出了“任人而废法……是治道之蠹也”，势将造成“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的种种弊病。因此，王夫之多次肯定了曹操“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的为政之道。
其二，鉴于明末官场上“流品不清”“铨选不审”“秉宪不廉”“荐剡吹嘘”种种乱象，王夫之主张严以治吏，他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如果“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王夫之关于“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理论是适合于任何时代的，这是他《读通鉴论》总结出来的极为有价值的历史镜鉴。为了贯彻严于治吏的主张，王夫之强调“严治上官”。
其三，严惩胥吏专权。由于明代科举考试创设了“八股”的格式，只讲求文章形式上的逐段对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以八股作为敲门砖的官员对司法茫然无知，不得不依靠胥吏，使得胥吏得以操纵司法，玩法行私，以致胥吏擅权是明朝司法丛弊之薮。所以黄宗羲将治吏的锋芒指向了胥吏，他说胥吏“创为文网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其四，明朝覆亡以后，一些官僚士大夫，如钱谦益、侯朝宗之流纷纷降清以求仕进，对此，王夫之主张除依法整饬吏治外，还从正面强调官吏需要重视“名教”“名节”;顾炎武则阐述了士人要有知耻之心，他说：“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又说：“耻之于人大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为正人心风俗，顾炎武认为教化为先。他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清初思想家任法与任吏相统一的观点，具体表现为：“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进长者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他们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是抨击，也是矫弊;是对以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