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规模空前宏大，长安城内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同样也比较复杂，其程度大大超过了唐朝其他城市。
有唐一代，在社会治安的管理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长安是唐朝最大的都市，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社会治理难度很大，其举措最能反映唐朝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的特点。
长安城内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影响社会治安的因素同样也比较复杂，其程度大大地超过了唐代其他城市。
官僚贵族子弟及其奴仆是最难整治的群体。比如鄎国公主的儿子薛谂及其党徒李谈、崔洽、石如山等，公然抢夺他人财物，动辄杀人。唐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其诸子游手好闲，聚敛钱财，争蓄妓妾，收罗了一大帮轻浮闲散人员，为非作歹，被京师之人称为“牟贼”。类似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大量存在。此类人员追逐时尚，斗鸡、炫富、掠财、宿娼、寻仇，往往结伴滋事。其中不少人因父祖余荫，还有卫官身份，因此他们是相关部门最为头痛、最难整治的一个群体。
胡族商人与外国使者也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人群。一般来说，这两类人员还是比较守法的，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安史之乱后，由于回纥曾出兵协助唐军平叛，自恃有功，在长安横行霸道，甚至公然杀人。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或衣华服，诱取妻妾”。胡族商人由于资本雄厚，不少禁军将领向其借贷以贿赂宦官，求取节帅之职，遂使得他们又与军队势力结合在一起，更加有恃无恐。
自唐朝中期以来，宦官专权局面越来越严重，他们不仅与南衙朝官争夺权利，而且也危害到长安的社会治安。比如唐德宗时期出现的宫市，执行的宦官不付钱或者以极少费用强取货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引起百姓的不满。唐后期的神策军是中央政府唯一依靠的军事力量，由宦官统率，待遇优厚，故骄纵异常。其将士横行街市，欺压百姓，甚至借钱不还，地方官不敢过问，也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流动人员，如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浪的艺人，退伍或退职的军人及其家属，乞丐群体，职业化的妓女，从事服务业的各类人员，辞退的胥吏、杂任、杂职掌等人员，进京告状的外地人员等。这些人当生活无着落时，也会危害坊市，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负责社会治安机构较多，但职能各异，分工不同
唐长安城负责治安的机构主要包括京兆府、长安县与万年县、左右金吾卫、御史台等，部门虽多，但职能各异，分工不同。其中京兆府为长安最高行政机构，以尹、少尹为正副长官，负责整个京畿地区行政管理与社会治安。由于京师人员构成复杂——王孙公主、权贵豪强、宦官禁军、恶少宿奸，所谓“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所以自古以来号为难治。长安与万年县均为京县，县署就设在城内，两县以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西为长安所管，分别负责各自管区的行政与治安事务，《唐六典》卷30在记载京县令的职责时说，“养鳏寡，恤孤穷，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具体负责社会治安的官员是县尉，京县设置6名，史书往往将其称之为捕盗吏。
左右金吾卫置有大将军、将军等职，《旧唐书·职官志》述其职能是：“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具体执行巡警任务的是其下属的中郎将府，《唐六典》卷25说：“中郎将掌领府属，以督京城内左、右六街昼夜巡警之事。”后又专门设置了左、右街使之职，仍隶属于金吾卫，或以金吾将军充任，或以他官充任，掌“分察六街徼巡”。唐长安实行坊市制度，全城共划分为109个坊、两个市，坊市四围皆有墙，四面开门，暮闭而晨启。唐初坊门关闭时，由骑卒沿街传呼，后改为日暮击鼓800而门闭，五更二点时击鼓3000而坊门开启。在左、右六街皆置有鼓，鼓声先从皇城开始，六街之鼓依次而击，达到规定的次数后停止。唐朝在长安的坊角、城门设置了武候铺，各辖有数量不等的军士，分别是大城门百人，小城门20人，大铺30人，小铺5人。夜间实行宵禁时，街使率领骑士沿街巡行，并且有武士暗探分布各处。一旦发生治安事件，则由武候铺负责抓捕，大事则由街使负责上奏。
御史台本来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由于御史台承担着受理天下冤状与案覆囚犯的任务，因此难免要与赴京上访民众打交道。此外，其还负有分知京师左、右巡的任务，即把京城划分成不同的区域，由左巡使巡察城内，右巡使巡察城外，每月交换一次，任务是查处各自巡区内的不法之事。月底则巡视大理寺、刑部、东西徒坊、金吾狱、县狱等部门。
左、右街使与左、右巡使是有分工的，前者主要负责街衢，后者负责坊内。在长安的东、西市也置铺，驻有军士负责维持治安，至于交易事务则由市署负责。此外，在坊内发生的一般治安事务或纠纷，情节较轻的，由坊正负责调节处理，不一定惊动府县官员。坊正掌管坊门管钥，负有督察奸非的责任。
有唐一代维护长安社会治安的难度很大，其中最难整治的是上面所说的前三类人员，因为他们都具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有着强大的保护伞，仅仅依靠相关部门是不行的，往往需要皇帝下决心整治。对于宦官与禁军的扰民行为，虽有一些强硬的官员予以打击，但由于皇帝的偏袒，并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唐顺宗即位后，宣布罢去宫市，这一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关于回纥使者横行狂暴的问题，由于皇帝一味姑息，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公元840年，黠戛斯击溃了回鹘(回纥)，随着其势力的衰落，这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对于作为国都的长安来说，由于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比较复杂，仅靠地方官府和一些相关部门是无法彻底整顿的，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层的整治决心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相关制度的健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关于长安的坊市及其宵禁制度前面已有所论及，坊市门关闭后，有擅自翻越门墙者，按照唐律的规定要给以杖七十的处罚。如果不按时开闭坊市之门，则以越墙之罪论处。在坊内实行5家联保制度，相互监督，“以搜奸慝”。城内士庶之家不许藏匿器械。夜晚负责巡警的军士皆持有兵器，凡宵禁开始后仍然行走的人员，皆视为犯夜，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特殊情况可以例外，比如上元节可允许狂欢三夜，还有就是奔丧或寻医求药，紧急公务和追捕人犯等，均不受禁夜制度的约束。
对于长安城中黑社会性质的闲杂人员，唐朝政府大体上采取两种措施加以整治和消解。一种是针对其中的犯罪分子，采用镇压的手段。史籍中记载了不少这样的京兆尹，如杜中立、薛元赏、窦潏、刘栖楚、杨虞卿、柳公绰等，他们采取的手段大都是“棰杀”“杖杀”，目的就在于震慑这些恶少，所谓“辄杀尤者以怖其余”，即诛杀首恶，以儆效尤。但也有一次杀数千、数百人的情况，如黄巢进攻长安时，京中闲人恶少乘机剽掠坊市，将军高仁厚关闭坊门，一次诛杀了数千人。这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特殊行动，并非通常做法。《唐律疏议》卷27规定：“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说明制定于唐前期的这部唐律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情况。唐后期颁布了不少编敕，其具有优先于唐律的法律意义，就是针对变化了的社会情况而制定的。
另一种措施就是采取将这些社会闲杂人员收编入军的办法加以化解。这样做既解决了此类人员的生活之虞，也满足了有人想建功立业的愿望，在神策军中此类人员尤多。公元763年，吐蕃攻入长安，郭子仪部将王甫“聚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吐蕃人不知唐军虚实，仓皇退出长安。这些人后来都被收编入军中。不过在唐代挂名军籍的人不少，到了宋代遂大规模地收编入军了。
唐初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到武则天时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逃户问题，其中不少农民流落入城市，流入京城的更多，构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对于逃户最初是严厉查禁，但却屡禁不绝，于是改为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尤其两税法实施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即允许流入城市的农民落户，有利于其在当地从业。故调整政策、改革制度，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大良策。
唐朝在城市社会治安方面的这些举措并非十全十美，尽管如此，其历史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