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制度研究属政治制度史范畴，其与年代学、目录学、地理学同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四把钥匙，是重要的基础性课题。中国历代的职官制度都是在承袭前朝官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贯穿一代政权的始终，西夏亦不例外，西夏的职官制度是中国制度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西夏在立国近200年的历史中，其职官制度在承袭中原职官制度、借鉴周边其他民族政权职官制度文化的同时，又彰显了自我特色。在我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持续深入推进的过程中，随着更多的西夏文文书史料的释读，从官僚政治制度的视角入手，结合西夏文、汉文史料把西夏职官制度纳入整个中国职官制度发展嬗变的历史空间中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研究，在展现西夏职官制度概貌的过程中探讨其特点及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原职官制度；梳理西夏职官制度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探求西夏与周边各民族政权间的制度文化的交融状况；体察西夏法律政令文本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关系等，都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深层分析，更好地从制度文化视角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另一方面，也可对推动我国的政治制度史研究、弘扬传统文化有所裨益，为我们今天的人事管理制度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西夏的职官制度形成于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的成熟期，总体上在承袭中原传统职官制度的同时又彰显民族特色，是我国古代职官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内容上讲，西夏的职官制度较为完备，职官制度应有的内容皆有之，西夏职官、司职机构的设置仿唐、宋之制，也实行职、官分离制。
西夏官吏的培养经历了由初期的蕃学教育到中后期的以儒学教育为主导的过程。选叙官吏的过程中既吸取了唐、宋科举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世袭制，同时还存在着恩荫、征辟选人法，保证了西夏在最大程度上对人才的选用和对社会不同群体利益的平衡。
西夏的监察制度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西夏对官吏的监察系统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制，中央监察分为御史台和谏官，两者各有分工，又互相配合，发挥了对官吏的监察作用。地方有刺史、经略使、转运使、通判、巡检、检视人等，以实现对不同级别官吏的监督，共同构成西夏监察系统。
西夏的宰相任职人员民族成分多元化，宰相手握重权，与同时期的宋朝有所不同，这可能是受同时期吐蕃、回鹘统治模式的影响。另外，西夏宰相的政治功用多体现在武功方面，而在文治方面略显不足，这与西夏是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不无关系。
西夏官吏酬劳制度中的官品、官阶制体现了中原传统官制文化对西夏职官制度的影响，西夏的官品、官阶、封爵、俸禄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法律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和直接的。西夏官吏的封爵大致可分为王、公、侯、伯，至少有4级10等，且爵级与官品一体化，体现了西夏官品制在政治运转中的功用性。西夏官吏并非都有俸禄，官俸依职而非依官品定。
致仕是职官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夏因位得官的人在致仕后，离职不离官，官僚身份不变，仍享受与普通百姓不一样的待遇，尤其是有法律特权。西夏的官吏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在享有特权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部族首领是维系西夏政权与基层部族间关系的桥梁，首领制被纳入职官管理体系当中，只不过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这是游牧民族旧有体制与中原政治制度相碰撞与调适的结果，是西夏职官制度中的一大特色。
汉人儒士已成为西夏官僚集团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汉人儒士参政。这些儒士受传统儒学教育，熟知中原政治、文化，他们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播汉文化、出谋划策、帮助少数民族建设官僚集权政治统治模式。汉族士人与西夏合作的逐步深入不仅使胡汉关系由冲突走向融合，同时也对西夏政权的汉化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西夏是否设有两套官制是学界长期争论的老问题，无论是从史料记载看，还是从西夏设蕃、汉两套官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看，说西夏设有蕃、汉两套官制都太过牵强，从始至终，西夏只有一套官制，而蕃官名号的出现只是阶段性的政治外交的产物。
官服作为王朝礼制的内容之一，体现了礼制之等级性特点，西夏的官服从颜色上总体可分为黄、紫、绯、青绿，黄色为西夏皇帝专用色，衣服中的紫、绯、冠、带等也是用以划分官员等级的标志，使西夏的官服也呈现出了“等级分类”的特点，但它是如何与西夏官员的品级位阶相对应的，还有待更多的史料的发掘提供佐证。西夏皇帝冠服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表现出在受中原服饰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服饰特点。
西夏崇信佛教，佛教僧侣与信教群体庞大，出于社会现实管理和统治的需要，西夏有完善的僧官体系，与世俗职官体系相辅，是西夏职官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历史发展的空间视角看，西夏官制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历史变迁过程。不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生态地理环境的变化、政治生态环境、民族关系、经济因素、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是促进西夏职官制度的产生、发展变迁和完善的重要因素。西夏职官制度是融汉、吐蕃、回鹘、党项羌等各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制度文化，是历史上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缩影。
内迁前的党项羌族居住在高寒地带，逐水草迁徙，无文字，只有部族首领，无方职。内迁后，到气候温和的农牧交错地带，其生存环境得以改变，与汉族杂居，受中原王朝羁縻册封和统治，较大部族的首领被中原王朝授以刺史、节度使等职。在中原政治文明的渗透影响下，夏州渐有职官设置，从继迁“曲延儒士，潜设官邸，全异羌风……”到德明建馆舍，以迎送宋使，礼仪中节，渐有华风。“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这些史料记载都反映了夏州割据政权在政治建制方面的成长，也反映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促进民族成长所起的不可忽视的建设性作用。
元昊立国，在糅合本民族旧俗与中原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开创真正意义上的西夏职官制。此后的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等几代君主在西夏政权发展的过程中更是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广泛吸纳中原及周边各政权的政治文明，不断完善西夏职官制度。中原政治文明中的以儒家理论为主导的职官制度对西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同时，西夏也吸收了周边其他民族和政权的官制文化，西夏的宰相制、基层职官的设置、僧官制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周边回鹘、吐蕃官制的影响。可以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促进一个民族及其政权的成长起了决定性作用，党项羌族及西夏政权就是在不断的民族交流中得以成长的。
除却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交流，政治斗争、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等也对西夏官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夏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宰相专权，伴随着后党与皇权的斗争、蕃汉两种文化与统治方式的斗争，极其复杂，没藏氏、梁氏专权时期实行“去汉存蕃”政策，在政治上没有太多建树，反而抑制了西夏官制的发展，而宰相专权、穷兵黩武，一方面给西夏带来了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夏军事管理机构的改革与发展，西夏军权的分割管理就与此有关。
西夏职官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了自身特点，选择性地承袭中原职官制度，将中原职官制度与党项羌族旧有的官制相糅合，并借鉴了周边回鹘、吐蕃等其他民族政权职官制度的经验，但呈现出中原官制文化的主导作用；西夏参政群体多元化，重用外族人士，在西夏政治生活中，党项部族、汉人儒士、佛教僧侣等不同政治群体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发挥各自的优长作用，对西夏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西夏成功地利用了宗教的影响力，设置僧官，形成了关于僧侣官吏培养、选用、考核等的独特管理体系，成为其官制中的重要特色之一；通过对西夏职官、机构名号的辑录与考释，可以看出西夏职官制度日趋细化、完备的变化轨迹，政治中不同政治群体共存、共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