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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

  2020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古人说:‘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干部工作也好,人才工作也好,本质上都是用人问题。我们要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

  “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出自《墨子·尚贤上》。墨子,名翟,春秋末年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立者。墨家学说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曾与儒家并称“显学”,“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等是墨子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尤其是“尚贤”的政治主张,顺应了战乱纷繁、诸侯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君主求贤若渴、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迫切要求。墨子曰:“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尊重、崇尚、任用贤良之士,是政治的根本。国家拥有的贤良之士多了,国家治理就会坚实巩固;贤良之士少了,国家治理就会薄弱。

  认识到是否拥有贤良之士与国家兴亡密切相关以及贤才难得,是我国古代众多政治思想流派的共识。《诗经·鹿鸣》歌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聚拢、招纳品德高尚、声名显赫的贤士为座上宾,事业就会大有作为。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讲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他本人也以贤者为榜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因此,孔子主张通过举贤才实现治国安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到墨家,其思想与儒家多有不同,但在选拔、任用贤才的政治用人观上是一致的,将“尚贤”作为政治的根本,主张尚贤使能要打破界限,不分社会阶层、职业选拔真才实干者是墨家贤人政治思想的突出特征。后世尊贤、纳贤蔚然成风,甚至提出“野无遗贤”的思想,历朝历代君王尊奉贤才的典故层出不穷,都体现出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家渴望贤才、珍惜贤才的小心翼翼和犹恐不及。

  既然贤良之士为治世所倚重,那么,何谓贤良?贤良之士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说文解字》说:“贤,多才也。”《庄子》说:“以财分人谓之贤。”但从中国文明伊始,很少以财物、财富论贤,大多以德能论贤,贤者被认为是贤明有才德的人,或曰德才兼备的人。在儒家的王道信仰中,贤人是居于圣人和君子之间的道德生命境界,这一界定和排序也被其他学派包括墨家所吸纳。墨子曰:“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至唐,《贞观政要》也讲:“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所以,贤人虽逊于圣人,但也是品德高尚、有超凡才智的人。可以说,贤者是“德”与“才”的高度统一体。

  “德”为德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有德性的君子不是遵从外在的道德标准,而是主动涵养德性为自己的品质和内在修为。《论语》记载了孔子的德性观,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是贤者、君子最根本的品格,“仁者爱人”,并由仁统摄义礼智信,所以“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墨子崇尚古之圣王列德尚贤,更为推崇“义”,“至于所谓贤,则以义为标准”。修身养德、仁民爱物、克己律己、反躬内省、自我提升,由内圣走向外王是历代贤者所追求之大德。

  “才”为匡时济世、经世致用的本领。孔子道“君子不器”,作为君子,不能囿于一技之长,君子应有渊博的学识,多才多艺,“游于艺”是一个合格的儒者必备的才能。当然在儒家那里,只有领悟了大道,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墨子提出的贤者之“才”更为广泛,如博悟道术、言辞善辩、精通逻辑、多才多艺、上下调和、清正廉洁等,既是治理时弊、匡扶乱世的利国利民的技能,也是发展生产、从事经济管理的理财之能。富国富民、政治昌明、万民亲附、内外归顺的安乐之世是贤人治世之“才”的完美呈现。

  人才成就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优秀的人才。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作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容,正是向优秀的贤良之才发出了“集结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德才兼备,方堪重任。”“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用崇高的事业感召人才、培养人才、造就人才,为优秀的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以此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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