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曾任两广总督的赵翼在其《簷曝杂记》中提到钟表时，称其绝技：“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由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其实，早在明末，西洋钟表已通过宗教和贸易的渠道，从广州进入内陆，开启了一段备受瞩目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力图进入内陆传教，他们在广东等地寓所陈列自鸣钟等西洋奇器。自鸣钟集报时、音乐和机械运作于一体，精思神巧，富有情趣，将之赠送给中国官员并进而献给皇帝，实现传教目的，最为合适。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送给万历皇帝的礼物中就有自鸣钟两架，“……谨以……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异耳”。
入清之后，宫廷对西洋钟表的喜爱有增无减。康熙帝曾作诗《戏题自鸣钟》：“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康熙注重西洋钟表的科技性，在养心殿造办处自鸣钟处下设制钟作坊，让西洋传教士技师仿制、维修欧洲机械钟表。广东督抚定期向朝廷汇报来华外国商船上是否搭载有特殊技艺之西洋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康熙特差人到广州传旨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这些西洋人中包括钟表技师，他们以广州作为据点，申请批准、等候答复、学习汉话，最终进入宫廷。康熙五十五年(1716)传教士林济各进京，他精研钟表制作，在做钟处主持清宫钟表制作。雍正皇帝也喜欢自鸣钟，注重其实用计时功能，他继续招募西洋技师进宫，并选募民间钟表匠，宫廷自制钟表数量增多，做钟处规模扩大。最有名的为雍正七年(1729)入宫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沙如玉，他在造办处制作包括小表、子时钟、问钟等不同类型的钟表，还根据宫中夜间打更需要发明报更自鸣钟(更钟)。乾隆朝继续引进和使用西洋钟表技师，做钟处中外匠役人数达100多人，堪称盛况。西洋技师培养了最早的中国钟表匠，他们制作了大量钟表，仅乾隆十五年(1750)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十年间就做出钟表56件。现存清代自鸣钟、更钟、时乐座钟、闹钟等大多为乾隆时期生产，造型多为楼台、亭阁、寺塔等建筑形式，制作中还需漆、铸、牙、玉、木、金等其他作坊的协作，所产钟表用料珍贵，式样奇巧，做工精细。
在传教渠道之外，随着中西贸易在广州常规性地展开，尤其乾隆年间“一口通商”制度确定，西洋钟表贸易在广州也日渐繁荣。《粤海关志》记载“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如钟表、哔呢、羽绒等货，各投各行商交易”，粤海关明确规定西洋钟表的各项税则，并规定其交易由行商承办。这些进口的西洋钟表，是每年元旦、端阳和万寿节贡品中必备之物。乾隆二十二年(1757)，粤海关总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镀金洋景表亭一座，镶玛瑙时辰表两圆”，乾隆帝看过贡品后传谕“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似此样好得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乾隆朝宫中进单》)
宫廷对钟表的喜爱超出对实用价值的追求，将之视为高雅奇巧的珍玩，直接促使沿海地方官员不惜重金从海外搜罗，乾隆四十九年(1784)，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共130件。官宦显贵之家对西洋钟表的追捧，不仅吸引西方钟表商直接来广州贸易，还催生了广州本地钟表业，出现了以融合中西文化、使用烧珐琅为特色的精致“广钟”。广州不仅是西洋钟表贸易之地，也成为中国少数几个钟表制作中心之一。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18世纪对华贸易最重要的西方势力，与西洋钟表的进口和制作有着密切关系。自鸣钟体积小、价值高、利润大，是英国商人船长乐于携带的私人贸易商品。还有英国钟表匠以中国为主要市场制作钟表，目前所知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关系最密切的钟表商是詹姆斯·考克斯。他是伦敦著名珠宝匠和机械师，18世纪50年代开始在伦敦雇请能工巧匠制作钟表，按照东方题材设计，使用名贵珠宝镶嵌装饰，主要面向印度和中国市场。176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考克斯订购了两座镶嵌宝石的大型自鸣钟作为给清朝皇帝的礼物;1766-1772年，他出口到东方的自鸣钟价值达75万镑。由于进口太多，广州自鸣钟市场饱和，负责收购的行商写信给英国东印度公司抱怨货物积压已达百万两，甚至出现了行商因此破产的情况。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禁止考克斯出口自鸣钟到中国。1778年，考克斯出现财政困难。为了走出困境，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意其子詹姆斯·亨利·考克斯来广州进行为期3年的自鸣钟销售活动，亨利以私商身份于1781年2月抵达广州，开设了名为“詹姆斯·考克斯父子商行”钟表商店，1787年又与私商丹尼尔·比尔合作创建钟表商店“考克斯·比尔商行”。从1783年到1796年，瑞士日内瓦制作的大量钟表等机械制品被运到广州由该商店出售。此外，包括来自瑞士的钟表制造商和贸易商都曾来广州从事贸易和钟表制作，如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瑞士钟表匠珀蒂皮埃尔，没有跟随使团回英国，而是留在澳门和广州为当地钟表商工作。嘉庆年间马光启游历岭南，在其《岭南随笔》中详细记载了广州红毛馆(英国馆)所见之钟表匠：“红毛馆人最白皙硕，善作钟表，有年少者云十三岁来粤，今已十七年矣。有一钟高四五尺，中有四五层，每层有一金架，面前有一团花，上层有两洋雀，客至，以机关挑动之，下面作乐，备金石丝竹之声。每层团花各开数十种，翻转不窍。上层洋雀飞鸣跳跃，作各种鸟声与钟声相应和。夷人奇巧一至于此，欲卖万钱，尚待价未售也。”英国馆钟表匠人出手不凡，奇巧之器待价而沽。
广州本地钟表制作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早年本地技师的技术水平一般。乾隆年间编撰的《广州府志》称：“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不过，富有创新精神的广州钟表匠，努力学习新技术，到乾隆时代，他们创造了既有浓厚中国色彩又带有西方艺术风格的广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钟表制造业，成为达官贵人喜爱的陈设收藏，为国内钟表制作之翘楚。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洛提到：“中国人在广州的制作已经和伦敦的一样好，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格只有考克斯等仓库运来的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一。”广钟工匠技艺超群，在造型、机芯上可与西洋钟表相媲美，尤其在价格上占有优势，更容易在市场上行销，广州街头还出现了专卖自鸣钟的店铺，自鸣钟成为清代贵族家庭普遍的陈设，不少官员以广钟作为西洋钟表的代替品进献皇帝。
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重要场所，大量西洋物品在此汇聚，并由此进入内陆，影响中国社会。广州率先引进西洋钟表工艺制作技术，并融合中西艺术风格和技术，造就了一批技艺精良的能工巧匠。西洋钟表从采买到制作，完成了从商品到产品的转变，同时也凸显了广州在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