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诟病秦法，以为苛法亡国，不细究秦法历程，单以秦末酷法一概而论，似有不妥。秦因法而兴，不仅求于下，而以上率下，莫敢不从;不限法家之法，而崇“法”之神，博取百家;不独令民从，而先明吏治，以法成俗。有此三者，法可称善。
秦王论法
法之威成于上，法之效行于下。昭襄王是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是横扫六国的虎狼之王，也是崇法遵法之王，使法之精神深入秦国上下。
有一次，年事已高的昭襄王生病，市井之中，消息不胫而走。百姓知道秦王身体不好，有人特地买牛用来祷告，希望秦王早日康复。昭襄王身边近臣报告了此事，以深受百姓爱戴为由，向秦王表示祝贺。
昭襄王不喜反忧，派人走街串巷，查探虚实，后得知果有此事。他要求对此严肃追责，那些擅自买牛祷告的人们被要求向国库缴纳两副皮甲作为处罚，此举令朝臣大惑不解。百姓自发买牛祈福，可见尊奉秦王、政通人和，不受褒奖，反而受罚，如何服众?昭襄王知其惑，向众臣解释其意。自发祈福虽是拥戴秦王，但私自举行此类活动不合秦法，民知法违法，当按律惩处。如果因私忘公、因情废法，那么秦法何存。法不严则不立，法不立是乱亡之始。因此，昭襄王坚持处罚那些擅自举行祈福活动的人，以儆效尤，维护秦法威严。
生死为小，律法为大。秦王尚且如此，不以己身废法，臣民俱服，唯法是从。秦法严格似乎不近情理，还有“弃五苑枣蔬而治”的典故，但在大国兴霸的激荡时代，法无例外才能举国效之。秦法之严在明，秦法之信在行，治国大要以上率下、知信行合一也。
为吏有道
法之严成于吏，法之行化于民。把法律精神化为民众风俗，关键在于官吏系统，从以吏为师到以法为教，秦可谓切中肯綮。秦法之严，首在从严治吏，明确规范官吏的行为和道德，要求为吏有道。
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秦代墓葬，墓葬主人是秦国官吏，出土大量秦简，打开了一座秦史宝库。这批秦简包括大量的法律文书，如《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等秦律十八种，以及《效律》《秦律杂抄》，其中《为吏之道》放在主人胸部，位置醒目，足见其地位尊崇。这些具体条文法与《法经》《商君书》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严谨的秦法体系，内容清晰，要求明确，并形成了可评价、可考核、可追责的责任体系。
法严且密，落地落实，容不得懒政怠政，秦国的“官”不好当。例如，牛、马都是战国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秦国每年对于牛、马的养殖保育都要严格考核。《厩苑律》规定，养牛不善导致死亡，使“国有资产”流失，“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养马也是如此，“蓦马五尺八寸以上，不胜任，奔挚不如令，县司马赀二甲，令、丞各一甲”。秦有“物勒工名”传统，配以严法，责任链条清晰，一旦出现问题，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和具体承办人员都要追责问责。责任意识层层传导压实，绝无虚华之风，极大提升了秦国的行政效率和治理能力。
秦法对于官员的廉洁操守有明确要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与盗同法”，“吏有故当止食，弗止，尽禀出之……当坐所赢出为盗”。官吏挪用公款、多吃多占，视同盗窃，要处以重刑。此外，《语书》《为吏之道》堪称当时秦国官吏的行为准则，要求官吏学法懂法、明法尊法，勤政爱民、廉洁奉公。
昭襄王中后期，儒家大师荀子曾入秦游历，赞叹道“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其士大夫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此时，秦国吏治清明，政风化俗，百姓淳朴，政通人和，俨然新兴大国景象。
取法百家
法之善取于博，法之明成于辩，细究秦法，绝不限于法家之法，儒、道、墨、法，兼收并蓄，相融相合，皆为秦法所用。睡虎地秦简之《为吏之道》生动还原了秦法“杂家”面貌。
“临财见利，不取苟富;陆难见死，不取苟免。欲富太甚，贫不可得;欲贵太甚，贱不可得。毋喜富，毋患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这明显是儒家修身修己的思想。“怒能喜，乐能哀，智能愚，壮能衰，勇能屈，刚能柔，仁能忍，强良不得”，这有浓厚的道家辩证思维。“除害兴利，兹爱百姓”，此中又有墨家兼爱尚同的痕迹。《为吏之道》对于官员有“五善”“五失”的明确规范，把条文之法转化为朗朗上口的通俗要求，便于对照执行、监督检查，渗透着严谨的法家思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第一次东巡新土，安抚天下，在山东立石铭刻，留下了《琅琊台刻石》，其中铭文写道，“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这似乎不是我们印象中严法治国的秦，而是追求仁政爱民的理性大国。
秦之兴，始于法，成于法。献公之时，庶长茵迎立不以为功;孝公之时，商鞅徙木立信;惠文王之时，墨家首领的独子违法被严惩;至昭襄王，秦法大成。秦如饥似渴，对兴国之法来者不拒，墨、儒、法、道汇流入秦，找到了一起绽放的空间。秦之有胜，“非幸也，数也”，诚然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