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也是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湖北襄阳作为国务院较早公布的62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既得到中华文化持续、全面滋养，也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襄阳元素繁多，地位功能独特。
悠久历史滋养的襄阳元素。早在西周时期，今襄阳地区分布着众多的方国和部族，如谷国、唐国、邓国、卢国等等。早期的众多方国奠定了襄阳行政区划的基础。春秋战国时期，今襄阳地区纳入楚国统治。楚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县级政区，如权县、邓县、庐县等等。西汉时期，设立襄阳县。东汉时期，今襄阳辖区内的县级行政区有所增加。公元190年，刘表主政荆州，把荆州治所迁至襄阳，奠定了襄阳在三国及以后历史中的辉煌地位。西晋的开国元勋羊祜向朝廷推荐杜预镇守襄阳，拉开了三国归晋的序幕，加之诸葛亮向刘备献《隆中对》，很多学者把襄阳既看作是三国文化之源头，也看作是三国文化之结尾。说起从东汉到三国这一段重要时期，就不得不提及历史上著名的一个人和一件事。“一个人”就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后汉书·光武帝纪》说：“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后汉书》中对刘秀家族在其祖父一代迁至白水乡的事情亦有记载。据有关部门考证，南阳蔡阳是今天的湖北枣阳市，西汉末年，枣阳版图内设有四县，即北有湖阳县，西北有棘阳县，东有复阳县，西南有蔡阳县。关于白水乡的方位，《水经注》记载：“光武帝旧宅在城东南40里即白水村，又曰皇村。”唐代李贤为《后汉书》作注道：“光武旧宅在今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有白水焉。”这些史料是证实光武帝为襄阳人的有力证据。另外的“一件事”指的是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时期，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举荐人才，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遂有了三足鼎立之功业。这发生在襄阳的“三顾茅庐”(一说在河南南阳)，或许是中国历史上世人最熟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事件。尽管学界对光武帝的出生地、对三顾茅庐的发生地都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客观上、在襄阳人的心里，光武帝和三顾茅庐已与襄阳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了。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传奇人生也带给了襄阳生动传奇的色彩，三顾茅庐这种重贤才、引贤才、尚谋略的政风民俗，也被本区域深深认可并薪火相传，且对中华文化的相关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诗书文人中的襄阳元素。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江流域，襄阳作为汉水文化的核心区，为两大文学诗篇的形成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宋玉和王逸是《楚辞》的主要作者，解佩渚(襄阳城老龙堤北面汉江里的一大片林木葱茏、莽莽苍苍的沙洲)则是《诗经·汉广》描写汉水女神故事的发生地。唐诗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高峰，襄阳也是这座高峰中的抢眼看点。有资料统计，全唐诗近5万首，襄阳籍诗人所作或因襄阳景物而生的唐诗达4000多首，约占1/9左右，这已为清代蘅塘退士所选编、流传较广的《唐诗三百首》所印证。此书中有27首或为孟浩然等襄阳人所写，或为王维等诗人写襄阳而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驰名天下的诗人都来到过襄阳，于是似乎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唐代诗人中，如果既没有到过襄阳，也没有写过襄阳，完全跟襄阳没有“沾上边”的诗人，便不大可能是大诗人。在这一点上，中国数百个城市中，除西安、洛阳外，鲜有城市可以比肩襄阳，享有这份“殊荣”。《昭明文选》为中国文学分类史上的奠基之作，唐宋以前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襄阳古城内的昭明台，就是襄阳人为怀念昭明太子网人才、编文选的功德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诸多诗书、文人与襄阳联系之紧，让襄阳美名远播的现象，是今天人们了解襄阳、走进襄阳、游历襄阳的重要捷径。
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中的襄阳元素。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襄阳总是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扮演着地标性、征兆性角色，得失襄阳成为一个政权兴衰的前兆。正如刻写于南宋时期的《李曾伯纪功铭》铭文所言：“壮哉岘，脊南北;繄墉壑，畿陵谷;乾能夬，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蒙元与南宋两大统治集团就是为了争取襄阳城的归属，曾打了持续六年的大战，成为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局部战役。襄阳保，南宋存，襄阳失，南宋亡。与此同时还留下了世界兵器史上少有的以地名命名的兵器“襄阳炮”。明末，闯王李自成起义，初期在陕豫鄂毗邻地区四处转战，被明朝政府追杀得东躲西藏，后来起义军在襄阳誓师，得以积聚力量，一路北上，攻克了紫禁城，灭掉了明王朝。金庸先生或许是看到襄阳具有“脊南北”“屏吾国”的地理特征，塑造了郭靖、黄蓉镇守襄阳等系列故事，让读者对襄阳丰富的胜景及军事重镇的神秘心生向往。襄阳虽仅为鄂豫陕渝毗邻地区的一座城市，在冷兵器时代成为中国“兵家必争之地”之一，几乎与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每个重大转折点都联系在了一起。
城池文化中的襄阳元素。襄阳从“汉晋以来，代为重镇”，殊不知在方圆130平方公里内，既有2800年建城史的樊城、襄阳城，还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西周邓城遗址。一个城市内有三座独立建城的古城，全国少有，是中国城池文化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冷兵器时代，中国城池修建极其重视防御功能，一是人工修筑厚墙高墙;二是充分利用山水资源变为防御屏障。2.5平方公里的襄阳古城将此两点发挥到极致，古城北部以汉江天堑作护卫屏障，东、南、西三面挖掘了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宽的护城河，最宽处达180多米，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池”，千百年来，因襄阳古城易守难攻，遂留下“铁打的襄阳”之美誉。
开放包容社会心态中的襄阳元素。襄阳在中国地理空间中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用一句话作了高度概括，“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处于这一地理坐标上的襄阳人，千百年来开放而包容，民谚道“无论天南海北客，来了便是襄阳人”。东汉初平元年，刘表将荆州治所从常德迁到襄阳。南北朝时期，由于长安一带战乱不止，雍州治所侨立于襄阳，领郡十七。襄阳虽是天生的战略要地，多有战争波及，但也有阶段性的安稳太平之年。东汉末年，北方战乱，刘表治下的荆州成为一座安宁祥和的世外桃源，数以千计的士人纷纷来到襄阳，诸葛亮、司马徽、徐庶、崔州平等一大批谋略精英，经学家宋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书法家梁鹄、音乐才子杜夔等一大批杰出人士齐聚襄阳，使襄阳临时成为中国的学术中心、文化中心。以汉江为交通轴线，中央政权连接、管控南中国广大地区，襄阳占“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便利，墙栀如林、万商云集，至今留有山陕会馆、抚州会馆等20多家会馆，官厅码头等30多个码头。襄阳人、东晋史学家习凿齿邀请高僧释道安住襄阳15年，研究佛学，讲经弘法，统一佛教姓释，确立僧规戒律，首创中国僧制，编撰中国第一部佛经目录，对中国文化佛释道格局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全国各地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在襄阳都能得到包容。
创新创造文化中的襄阳元素。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中，襄阳亦有精彩表现。楚人先祖熊绎被封荆山脚下，曾为蕞尔小国，经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苦奋斗，发展成战国七雄。襄阳处于荆山楚源，千百年来艰苦奋斗的精神如同襄阳人的基因，在不同的时代，都表现出极强的创新创造力。楚国革故鼎新的传统也源于襄阳。宋代大画家米芾也是襄阳奇人，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画派，点墨画法自此起源。
正统史学观中的襄阳元素。所谓正统史学观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和平的史学观。正是国人这种史学观、世界观的赓续和弘扬，数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不断，割据和统一交替发生，但中国向往大一统的意识占据着主导地位，实现大一统的时间也是居多数。史学家习凿齿对这种正统史学观的坚守和光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著有《汉晋春秋》等著作，他认为国家和民族统一才算真正的朝代，三国时期属于东汉末期乱世;以仁爱治天下才是王道，暴政驭民非治国理政之道;三国时期，刘备在道统上具有合法性，虽然在军事实力上蜀弱，但蜀汉政权为“劲蜀”;治国理政要“尽人事听天命”，始终保持主动进取精神。习凿齿的这种史学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宋元明清包括朱熹等大学问家，都沿袭了他的正统论观点，著述史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