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应对、处理复杂关系的社会机制，关系不复杂，社会不复杂，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机制——
汉代的骑士俑。古代中原地区的马文化，是在北方游牧民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
讲人与环境的关系，不能只讲环境好的一面，实际上，环境中的缺陷，即所谓负面的因素，同样重要。在有些地方，负面因素是长期存在的，而有些负面因素则是以突发灾害的形式出现。历史上，对于克服环境的缺陷，或适应环境的缺陷，人们也是费尽了力气。
两面性，是自然环境固有的特征。一方面环境为人类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这是主要的。但另一方面，环境的不稳定性、环境的改变，又常常成为人类的对手，让人类经受一番苦难。正因为环境的缺陷会给人类带来苦难，在古代所歌颂的圣贤人物的丰功伟绩中，总有禳除灾害、拯救人类的功劳。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成汤求雨的传说，都是讲这方面的故事。
有一种理论认为，有缺陷的环境不一定是坏事，它会激发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战胜自然界的困难，创造出新的人文成就。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研究文明发展史的时候，提出一个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从推动文明的角度看，环境不能太坏，也不能太好。太坏，人类无法发展，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但环境也不能太好、太优越。太优越了，人们不需要勤恳劳动，懒得去奋力开发，也创造不出什么东西。最好是在一个适度的水准上，既有适宜的基础，又存在一定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会不断地受到激励(去应战)，向环境的深度开发，文明于是不断发展。
司马迁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写道：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司马迁的意思是，江南是个天然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不用费大脑筋，不用干苦工作，生活就过得去。但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人们又因此没有被逼出来创造性，他们的生活虽然稳定，但很消极，他们没有饿肚子的问题，但也不会下力气苦干而变得富有。司马迁的这段话，可算是对汤因比的观点的一个注解。(或者反过来，汤因比是对司马迁的注解。)
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忙出来的
我们可以由此联想，中华文明的摇篮为什么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曾“摇”了一段时间(比如良渚文化)，但摇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摇不动了。文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忙出来的。自在不成人，同样，悠闲也不成文明。
因为自然环境的原因，当然还有社会的原因(如族群对抗)，黄河流域的人们要面对许多难题、许多挑战。正是在解决这些难题、挑战的过程中，一些特别的办法、措施、制度才被一项一项创造出来。要处理的事务变得复杂，文明才得以产生。在长江流域，相对来说，自然环境优越，人文关系也比较简单，不像黄河流域有各方强悍的人文群体相互博弈，所以缺乏发展复杂社会机制的动力。长江流域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生态体系充分发展，却再没有新的激励性因素，所以没有发生明显的社会跨越。文明是应对、处理复杂关系的社会机制，关系不复杂，社会不复杂，就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机制。
灾害带来的苦难，战胜灾害的喜悦，这两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情感、经验。这些东西很容易演化为一类信仰，所以龙王庙、风神庙、雨神庙纷纷被修建起来，成为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景观。
还有一种小神，个头儿不大，但在中国北方却是一个不可小看的灾害制造者，它就是蝗虫，也叫蚂蚱。
历史上的华北地区是蝗灾重发地区之一。那些年，蝗虫来临，铺天盖地，一瞬间把庄稼祸害光。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以为讨好蝗虫可以免灾，便修了八蜡庙、虫王庙，里面摆上好东西讨好蝗虫(人认为的好东西，其实蝗虫未必认可)。华北平原地区因此出现不少虫王庙。研究灾害历史的学者根据庙的分布，就可以复原当年蝗虫灾害频发的地理范围。
人类面对灾害，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人类具有善于随机应变的智慧，这种智慧帮助人类因祸得福，改弦更张，创造出新的生态局面。下面举一个美国历史的例子吧。
事情发生在早年美国亚拉巴马州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的人原来只种棉花，年复一年把棉花卖给北方的工厂加工，经济平稳，人们相当满足，便不思改革进取。有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棉铃虫灾害，大片棉株被咬死，收成无望，于是被迫改种了烟叶，聊作补偿。没想到，烟叶获得好收成，还卖得了大钱。这件事启发了人们多种经营的思路，从此，这个地区又种棉花，又种烟叶，变得更加富足。因为是棉铃虫唤醒了他们，教育了他们，才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出现了新局面。为了纪念这场变革，他们竖立了一座棉铃虫纪念碑。(都是虫子，一个修庙，一个立碑。)这其实就是人类在开辟生态系统的进程中，从单一经营到多种经营逐步深化的故事。
“司马迁线”是大范围文化生态系统变化的反映
一般来说，自然灾害是短期现象，而有一种环境改变，是长时期的现象。在长时段的环境变化中发生的生态系统变化，是持久而深刻的。这类变化，有时是向好的方向变，但也有时是向坏的方向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桩文化生态系统长期巨变的大事，它甚至影响到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北方山区地带半农半牧文化生态区的出现。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司马迁提出来的那个农业地区与半农半牧地区的分界线。有的学者称其为“司马迁线”。这条界线的南边是完全的农耕社会，北部是半农半牧社会。司马迁提到两个标志性地点，东北方一个，是渤海边的碣石山，西南方一个，是山陕峡谷南部的龙门山。两个地点的连线就是分隔线，或说交界线。
不过，司马迁看到的只是秦汉时代的事情。考古学研究证明，在文明早期，即距今5000年以前，这条界线并不存在。它的出现，是文化生态变化的结果，发生在距今大约3000-4000年的时候。
在中国，原始农业大约在1万多年前出现，随后繁荣发展，地理范围十分广泛。在北方，原始农业从中原一直延伸到阴山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在山陕北部地区(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这条线以北)，也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带。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发现了典型的定居农业文化遗址，包含房屋聚落和大量原始农业生产工具。
问题在于，这个地区并没有像中原地区那样，沿着农业的方向继续发展下来。考古学材料显示，在原始农业遗址文化层的上面，出现了畜牧文化的遗存，也就是说，继原始农业文化之后，这个地区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畜牧经济形态，农业萎缩了。
造成变化的第一原因是气候变化，气候逐渐变得干冷，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发达的原始农业开始衰退，为了生存，人们改变生产形态，与人类没有食物冲突的家畜(主要是羊，猪则要与人类争食物)发展起来，畜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社会生产呈现半农半牧的状况。
这样，北方一类新的文化生态系统出现了，它的南界，就在龙门-碣石这一线。所谓的“司马迁线”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它是大范围文化生态系统变化的反映。
在这场变化中，我们看到一种地理上的连锁发展关系。当山陕北部山地畜牧社会出现之后，在更北、更西的另一个辽阔地带，也连带地获得了发展的契机。那些地带是广袤的草原(包含半干旱草原)地区，它与原始农业无缘，却是畜牧业发展的潜在天然牧场。当畜牧技术在其周边山林地带发展起来之后，草原边缘也逐渐被辟为畜牧场地。而当乘马的技术成熟之后，牧民就可以骑在马上，驱赶畜群深入宽广的草原腹地，游移放牧。于是，一种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社会形态——草原骑马游牧社会诞生了。它是在草原周边山林徒步畜牧业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而其空间运作规模、政治军事的整合能力，都大大胜于山林畜牧社会。草原骑马游牧社会具有特殊的文化生态系统，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对人类的历史进程有重要意义。
骑马文化是他们的重要特色之一。以中国历史为例，中原地区的马文化，就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是著名的故事。中原人用马，原来主要是驾车，骑马技术是向骑马游牧人学来的。
由于骑马，连带的其他文化要素也跟着来了，各种马上用品都要学，最有名的是衣着，必须要学穿适合骑马的裤子(当初被视为“胡服”)。人在骑马时必须两腿叉开。中原人原来穿衣袍，两腿被衣袍缠绕，做不出这个动作，跨不到马背上，所以必须改穿长裤，从此中原也流行裤子了。这个文化变化算小吗?
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在历史中经常出现，有时自然原因是主要的(从原始农业变成畜牧业)，有时人文发展是主要的(草原游牧社会的形成)。当然，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不一定都是进步，也会有倒退。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那些年，由于过分的土地开垦，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环境逐步恶化，致使社会退步。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得很多，不需要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