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公与私的关系中，历史上那些雄主与贤臣，在破除私心成全公义方面可圈可点。诸如不因亲属而滥功爵、不因私仇而蔽贤能、不以公事而售私恩、不因故旧而枉法度等等，都为后人如何破除私心提供了样本。从现实生活来看，破除私心、杜绝私心，的确是处理公与私问题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现实中毕竟也还存在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本人没有私心而是一心为公，但别人怀疑他那样做暗藏私心，怎么办?
比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按照公道原则遴选出了一个人才，但这个人却是自己的亲戚或僚属或身边人。不用他吧，人才难得，殊为可惜;用他吧，非议太多，人们总是天然地认为你这是徇私，是“萝卜招聘”。当然，从现实情况看，今天曝出的“萝卜招聘”案例基本都是徇私，但在理论上也的确存在亲戚是个人才的情形。
古代类似情形就有不少。
比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臣祁奚，在晋平公问他南阳缺个县令谁合适时，他推举了他的仇人解狐。这当然是大公无私，这一点没有人怀疑，在道德上也能得高分。但是后来，晋平公又问他，国家缺个管军事的官，你看谁合适?没想到这一次，祁奚竟然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祁午。这就很考验人的担当了。推举仇人，别人不会怀疑;但推荐儿子，别人难免要怀疑。即便相信你公道处事，也难免心里存疑。这就是现实。
其实，这两次推荐，晋平公自己都提出了疑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而两次回答，祁奚都用了同一个标准：你问的是谁堪大任，而不是问与我的关系。事实上，祁奚不仅荐人坚持一把尺子，其为官也始终公道处事，所以才不避嫌猜、无惧人言，也因此才没有人说闲话。即便君主问他，也能坦然以对，而两次举荐国人都称赞，更在当时就传为佳话。同时代的孔子听说了，就评价说：“善哉!祁黄羊(即祁奚)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左传》则援引《诗经》“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句，称赞祁奚有这种善德，而能举荐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才。
然而，倘若不是这样一个公道正派的人推荐人才，恐怕人们就不太相信其无私心;再假设这两次举荐顺序颠倒过来，先举荐了儿子，后举荐了仇人，恐怕非议就会更多。比如人们的常理逻辑就可能是这样的：先徇私举荐了儿子，后怕人非议，又举荐了仇人试图弥补。历史不由人假设，但人心却是复杂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说组工干部一定要公道正派，是极有道理的。立身行事不太公道正派，或标识不那么明显，你举荐人才再怎么坚持标准，别人也很难完全信任支持你。
唐太宗处事公私分明，所以他在用人问题上也能做到举贤不避亲，而不畏人言。比如，在633年，朝廷要任命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其才能也是有目共睹。但长孙无忌自己就执意推辞，他觉得毕竟自己是外戚，这样用自己，担心天下人会说李世民徇私情。所以，即便在大唐那样的盛世，对于李世民那样的明君来说，也仍然会面临被人说闲话的问题。
但李世民襟怀坦荡，不仅不同意长孙无忌的请辞，还说了一番深刻道理：“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李世民的用人标准，和祁奚一样，都是看有没有才，而不在乎是否为亲仇。
然而，古人的举贤不避亲，是否就值得今人效仿呢?设若那些搞“萝卜招聘”者，面对质疑，也都援引这些古代案例来自证，怎么办呢?
必须看到，古人的这些开明之举，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条件。有些人才，如果因为与自己有亲，怕人疑为徇私而不敢用，就可能为敌国所用，或于开国大业不利。这的确大多是在纷乱之世，或事业草创之时，计较不得许多。但在承平之世，这些规矩就要立起来，尤其是在用人上，就必须有鲜明的导向。特别是在今天，举贤还是避亲的好。
今天，在一些领域对于重点人群建立的回避制度，比如法官、检察官、公务员的任职回避、公务回避等等，就是一个较好的防止徇私的制度壁垒。特别是在干部选用上，也明确了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回避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不正之风。
那么，在用人上的回避制度、举贤要避亲，是否就违反了“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原则呢?不违反的内在机理又在哪里呢?
必须看到，在现时代，“用人回避”与“举贤不避亲”，前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不回避，其危害性也极大。正所谓“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为自己亲属徇私，则无异于堵了人才进阶之路，寒了人才的心。今天，特别需要防止的，正是在用人上为亲戚、僚属、身边人大开私门，因而必须从制度上彻底堵住。
相反，今天如果坚持“举贤不避亲”，即使举的亲是真贤，也难免遭天下人非议。因人才与自己有亲，便避嫌而不举，看起来是损失了这个人才，但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并未损失。中国之大，容得下各类人才竞相奔涌、发挥才干。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因避嫌不能在甲地施展才干，也必然能在乙地绽放才华。
在这个意义上，因亲旧而避嫌猜，坚持举贤而避亲，其负面作用几可忽略不计，而正向效应会十分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