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廉”与“贪”这对关系有着很深的认识。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统治者在识人选人过程中，发现廉洁的官员是国家的财富，在守护百姓、促进发展、增强国家实力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发现贪婪的官员是国家的蛀虫，对百姓、社会、国家起着消极的作用。一旦发现廉洁的官员，往往会挖掘、提拔;一旦发现贪婪的官员，多数时候会斥责、降职甚至惩处。这样就会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能够更好地净化政治生态。
古代社会，有为的统治者对廉洁的官员非常敬重，注意发挥廉洁之官的能力、弘扬廉洁之官的品性，对于净化政治生态具有积极影响。南朝宋孝武帝时期，被任命为广州刺史的王琨，面对这一美差而没有产生贪念。因为广州当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远离京城、控制较松，一些在此担任官职的官员搜刮民财、勒索百姓，很快就会成为巨富，当时民间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王琨却在担任广州刺史期间，“无所取纳”，非常清廉。等到王琨离任广州时，宋孝武帝“知其清”“为廷尉，加给事中”，提拔了王琨。能够做到自清、慎独的廉洁之官，对于纯洁社会风气、维系统治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清廉为官，是有理想有作为有正确价值观的官员的为官目标。这些官员得到统治者认可、鼓励、支持，加之自身素养所塑造出廉洁清白的作风，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形成良好的为官规范。唐代名臣郑余庆从宰相职位上退下来后，“一日忽召诸朋朝官数人会食”。当时许多在朝官员“以故相重望，皆凌晨诣之”。郑余庆在与众臣僚聊天过程中，把自己家仆叫过来进行吩咐：“厨家烂蒸去毛，勿拗折项”，众臣僚听了这个描述之后，“以为必蒸鹅鸭之类”，肯定是大餐，结果等到出餐的时候，“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郑余庆此举在警醒这些臣僚，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仍要食粗茶淡饭，才能做到廉洁从政。郑余庆的家风比较好，他的儿子郑浣亦是传承其父俭约之家风，“以清规素履，嗣续门风”。郑浣虽身居高位，但是选任人员当官非常严格。“从父昆弟之孙”来投奔他，郑浣看到此人穿着朴素，行为粗犷，想必是农家耕读之人，打算培养他。在一次聚餐中，郑浣发现这个“从父昆弟之孙”在吃蒸饼时，“搴去其皮，然后食之”，非常生气，将丢掉的蒸饼之皮自己吃掉，并严厉申斥这种纨绔之习，“赠以束帛，斥归乡里”。
如果在官场秩序中，认识不到官员贪腐的消极影响，势必对政权巩固和国家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负面影响。所以，古人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了官员贪腐的消极影响。有作为的统治者在发现官员有贪腐行为后，定会对其严惩不贷。这种严惩不贷的举措是看到贪腐对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危害后而采取的。在南朝齐世祖时，有一个典签叫刘道济，假公济私，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赃私百万”，齐世祖知道后，非常生气，“赐道济死”。康熙时期，出现了一个官场“双面人”，名字叫赵凤诏。赵凤诏对康熙大谈贪污之危害，“比之妇女失节”，受到康熙赏识：“尔言虽鄙俚，能如此存心甚佳。”结果，赵凤诏因“巧立税规，贪墨不识，受赃三十余万两”而被弹劾，康熙下旨彻查，赵凤诏贪腐属实，“凤诏遂伏诛”。
封建社会中，如果统治者自身腐化，就会使得许多臣僚效仿，政权危亡之日就不远了，这就警醒历代统治者在识人用人过程中，注意惩治贪腐之人，才能确保清廉之风形成，进而巩固政权。如果统治者自身贪腐，就会恶化政治生态，形成鼓励纵容官员贪腐的环境。梁武帝萧衍在位期间，非常俭朴，然而他的弟弟萧宏敛财如狂，财物装满30间房子，值“三亿余万”，被萧衍查出来之后，对这些钱财不仅没问，还赞叹说：“汝生活大可”。萧宏以房屋作抵押，搜刮民财，萧综实在看不下去，撰文《钱愚论》以讽萧宏。梁武帝萧衍知道后，不仅没有下令彻查萧宏敛财之事，反而禁止《钱愚论》流传。梁朝骤然勃兴，倏忽而亡，亦与此事有很大关联。可见，统治者是选用贪婪之人，还是禁用贪官、起用忠廉之士，直接关系到社稷存亡，民众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