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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产生过一些行之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使得普通民众了解法律，接受法律熏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违法惩治犯罪，引导社会成员的法律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法系的发展成熟。
我国现代意义的普法活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这就是“一五普法”。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法”，普法作为一项制度延续下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实施的重要机制。在我国古代，尽管法律体系和法律观念与现代社会有本质差异，但也产生过一些行之有效的普法教育形式。
悬法象魏。守法用法的前提是知法。记载于《周礼》之中的“悬法象魏”，就是让人民知晓法律的方式之一，是指将法令悬挂在王宫宫口外的高台之上，公示于民，使百姓了解法律。在公布法律后，各部门还要组织内部官员学习讲读法律的内容。为了保证对法律传播的有效监督，西周专门设置了布宪一职，作为掌刑法禁令的官员，负责颁布法令并监督法令的传播。国家将法律内容公布之后，需要官员逐级进行法律传播，布宪则要巡行四方，对各级官吏是否将法律传播到位进行检查和监督。春秋时期著名的“铸刑书”“铸刑鼎”事件，通过刻法律于鼎器之上的形式，向全国公布法律。秦朝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作为指导方针，这里的“吏”专指法官、法吏，即由专门的法官负责向国民教授法律知识。汉代法律宣传，又分两个步骤进行，一是以书面方式公布、张挂法律文书，二是将民众召集到一起进行口头讲读。两种方式相互结合，互相弥补不足，尽可能保证和实现了法律信息在民间社会的传播效果。
讲读律令。明清两代大兴“讲读律令”政策。自明代开始，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知识的普及、人口的增长、百姓权利意识的增强，对于法律传播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明清之际的法律传播，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活跃局面。《大明律》《大清律例》均针对宣传法律而专设条款，尤其是规定“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将官员作为能否熟读讲解法律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讲读律令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颁布的各种具有法律性质的文书，包括为官断案所需要的法律、谕令、告示、判赎等。为了敦促官员学习律令，明代还非常重视学堂里的律学教育，把“讲读律令”纳入科举考试的必经环节，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让人们在读法学法以后，能够怀刑知耻、明法守纪。
律令直解。明代强调法律文本应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人人通晓，则犯法者自少”，因考虑到普通民众的认知能力，明太祖朱元璋因人制宜调整法律传播政策，命人将所定律令按照民间所涉及的事宜，将法律条文翻译成白话文，编纂成《律令直解》，张贴于全国，以便让老百姓尽快了解律令内容。又鉴于“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于是在各地设置了申明亭，凡是辖区内有人犯罪的，都要把其过错，在亭上贴出，以警世人，使民众在褒贬评价之中受到法律熏陶。清代在乡约集会时开展宣讲《圣谕广训》的活动，为了让老百姓能理解其精神内涵，宣讲者有的专门编写讲稿，在每条圣谕下面附录相关的律例、故事及案例，极致详尽之事，力求通俗易懂;有的地区方言比较特别，宣讲者还专门用当地的方言和俚语进行讲解;为了照顾到不识字的老幼妇孺，还专门绘制图像，以通俗化、故事化的方式来讲解法律，以求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中国古代的法律传播活动，其传播内容和手段涵盖了法律法典、禁令命令、诏书告示、法律教育、法律解释等各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组成国家法律传播的主体。这些独具特色的“普法”模式，为古代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谐运作建立了桥梁，使得普通民众了解法律，接受法律熏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违法惩治犯罪，引导社会成员的法律观念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法系的发展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