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是我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好传统，也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的一句名言。其中的一层含义是，人们可以此为镜，运用“通古今之变”的道理，借鉴它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既不拘泥于古，也不混同于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切合实际、符合需要的为政之道。
秦朝开创的基业
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史籍中对于中央集权问题有过充分的记录和广泛的论述。秦朝最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战国时期，秦国顺应变法的潮流，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赏罚分明，经十年的努力，民以殷盛，国以富强，“举地千里，至今治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秦国确立独强于天下、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是古今之变中的一个关键，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秦国先后灭掉六国，完成了初步的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皇权取代了王权。统一以前，各国实行的是王权。统一以后，通过“议帝号”，确立“皇”为帝号，制曰“可”，天子自称为“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在中央执行机关下设立三公九卿，以公卿制代替世袭制。
二是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秦始皇吸取以往分封制的教训，在各地设置郡县机构直属中央管辖。郡下设郡守、郡尉、郡监等分掌行政、兵事、监察事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里”两级，还有负责地方治安的“亭”，形成了一套地方行政的管理系统。郡县长官由天子任免，不得世袭，较前有了较大进步。
三是进一步采取了统一的措施。尤其是北击匈奴，南征岭南，连通西南，并在新征服地区设立郡县加强行政管理。为了巩固统一，又兴修水利、修筑大道、发展经济，还规定“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进一步促进经济与文化的统一和发展。
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这是必须肯定的。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辽阔疆域的第一次统一，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是，秦朝建立的专制主义体制造成了“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的情况。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度，是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的重要标志，它有利于中央集中控制地方政局。但是，由于地方上不能自主思考，就会产生地方治理缺乏弹性的后果。
三世而变之教训
秦帝国自公元前221年建立，从“秦民大悦”到“千古一帝”赫赫一世，到公元前207年，子婴在位46日降汉，三传而亡，历经了由兴起、兴盛，直至灭亡的过程。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又说：“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就是说，古与今是有区别的，政治与现实也是有差距的。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借鉴“志古之道”作为历史的镜子，不必拘泥于某一点。而作为帝王的为政之道“要以成功为统纪”，必须求助于历史的教训。
秦朝究竟因什么而亡?有什么教训?
其一，专制措施之加剧。秦统一后，至高无上的皇权体制发生膨胀，政治走向极端，引爆了各种矛盾，最后导致民众的反抗。公元前213年，作为胜利者的秦始皇置酒咸阳宫举行寿宴，准备“广开言路”。博士淳于越在宴会上引用上古之例，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意见。秦始皇却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无限上纲，下令焚书，最后还规定对于偶尔谈论《诗》《书》者处死。对于“以古非今”非议朝政者灭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他们还将指责秦始皇“贪于权势”“乐以刑杀为威”的儒生，以诽谤罪活埋。决策失当的秦二世“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背负“指鹿为马”之耻，促使政权更快瓦解、恶化，以致最后灭亡。
其二，刑罚手段之严苛。秦始皇决定采用商鞅以法治国的举措并没有错，但要适度。史书上记载商鞅变法的弊病时说：“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铖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者七百余人，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说明他用法确实有不当之处。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秦始皇兼容战国时期各国的专任刑罚，采用比商鞅更为严酷的刑罚来惩治民众。除连坐外，还用腰斩、大辟、抽脅、镬亨等残酷手段，应有尽有，更为残暴，以致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和“天下愁怨，溃而叛之”的状况。后人对商鞅变法曾作过中肯的评价：若“使卫鞅施宽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则他本人不至于受刑法所累，被车裂而亡。这实际上是在说法治要同德治相结合。法治要抓大事，不宜抓很多具体小事，连“弃灰于道者”都要被刑，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必然不能长久，这是秦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民力财力之耗竭。秦始皇为了显示自己有“居中驭外”之能力，广建宫室、修筑长城，修治驰道。从国家需要看，这些建设当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是，就当时实际情况而言，建设过于急进，使当时的民众不足以应付，形成财力困境和各种徭役之烦。秦末的动乱也就是因为秦法过严，徭役过重，人心怨愤。役卒们在服役途中遇雨，必逾期，而“逾期皆当斩首”。因此，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天下响应。
其四，迷信自己之危害。秦始皇还到处求仙，迷信神灵，多次巡行“天下”。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命有天下的典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登顶泰山封禅的就是秦始皇。他巡狩郡县，声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以“人迹所至，无不臣服”的刻石来颂扬个人的功德，随意耗竭民意，内兴功夫，外事四方，结果弄得海内困窘，民怨沸腾。秦始皇对于自己的迷信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终也害了自己。他在最后一次出巡时，竟未事先召唤长子扶苏守国，以固根本。当他身死边疆时，就引起了权臣肆意操纵、杀长立幼、谋夺皇权的连锁反应，中央政府立即陷于瘫痪的地步，最后导致秦帝国全面崩溃。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其五，遗民报复之严重。秦统一不久，对于六国旧地与旧时的遗民，没有足够的警惕。只将他们安置在咸阳附近。六国贵族不服秦之新政，伺机报复、图谋复国。当国家出现风吹草动时，包括那些旧时代的贵族和一部分新型的富有者就联合起来进行反叛。所以，秦初迁徒天下豪富于关中也就成了制造乱相的一个内因。当政治危机出现时，及时对自身的错误作出深刻的反省、纠正、调整和改革，制定新的策略，是转危为安的良方。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必须有大智大勇的胸怀。可惜秦朝失去了这个能力。唐朝的魏征总结说：“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说明人民是个决定因素。换言之，民众的意志决定政权安危，是存亡的根本。
“通古今之变”的事实告诉人们，要尊重历史，不仅要只看到历史的辉煌，更要看重历史的教训。而且，要抓主要问题，不要被次要问题所迷惑。要抓本质、抓主流，学古是为了今用，这是“通古今之变”的最重要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