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历经十余年时间横扫六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在这一历史伟绩的背后，是秦国多年来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全面超越其余六诸侯国的结果，而这一切则起源于多年前的一场变法和一次震慑人心的举措。
如果从后世的观点评价秦国的强盛，人们多将此归结于四塞之地、关中粮仓、民风彪悍等因素。但在当时，秦国却属于文化的荒漠，国力衰弱，尤其是在秦孝公继位初期，国土东边的战略要冲被魏国占领，极大地消耗了国内的军事支出。因此，秦孝公即位初期，即颁布《求贤令》，广泛搜罗人才并提出：“不论是秦国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谁要是能想办法使秦国富强起来的，就封他做官。”
在秦孝公的号召下，有一个在魏国不得志名为公孙鞅的卫国人来到秦国，托秦孝公宠臣景监引荐，见到了秦孝公，并提出了后来施政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废封改县、土地私有、荒地移民、重农抑商、统一度量等内容。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但由于改革触碰了朝内贵族和大臣的利益，因此反对声此起彼伏，秦孝公担心刚继位政权不稳，改革于两年后才启动，并由商鞅主持。
改革初期，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新法令去做。于是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下令：“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不久，南门口便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商鞅）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一分也没少。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其中的主要政策是：废除井田制度，放开土地买卖；建立郡县制度；迁都咸阳。这样大规模的改革，势必要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十分著名的改革，其改革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此次变法极大提高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储备，一举奠定了秦国的霸主地位，也为后世的“大一统”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虽然与商鞅推行变法的同期还有不少国家也推行了相似的改革，比如赵国的“胡服骑射”、楚国的吴起变法，但从最终结果来看，都没有秦国所具有的全面性和彻底性。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变法中政府信用的差异性。
在城门立木的故事中，表面上看只不过是商鞅委托他人搬运木头的购买劳务行为，但是背后的深意却如故事叙述中所说，是以夸张的诉求确立起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的政府形象，可以说商鞅花钱购买的不是劳务，而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立木为信的结果很显著。一方面，通过这样的举措很快建立起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大家相信政府改革所许诺的预期，从而有效引导与激励人们从事到农业生产和军事战争中去；另一方面，政府的诚信必然会促成社会的“法治”，从而极大地保障了随后改革的顺利进行。
因此，可以说立木为信的故事讲述的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信用，而是政务诚信。从现代的信用制度理论来看，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保障。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府的一举一动不仅影响到其自身形象，还具有社会引导作用，成为普通群众做人做事的标准。政务诚信还关涉到政府公信力，即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政府公信力反映了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良好的政府公信力与高度的政治认同相联系，政府公信力处于良好状态，也就表明社会具有普遍的政治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权威能得到普遍尊重，公共政策能受到广泛性认同，政务目标能更加容易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