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党中央领导层围绕中国革命军事路线、战略方针转变先后召开了通道、猴场、黎平三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和作战方针，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成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保证了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实现“转兵”的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与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西，然后再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战略转移过程中，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懂军事，错误指挥，致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后，红军人数从最初撤离时的8.6万减少到3万余人。但危机并未解除，红军仍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调集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在这样的局势下，需要中央领导层作出究竟向何方转移的重要决策。
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军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会议。失去红军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受周恩来邀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计划，应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二是列席会议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困境作出的调整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力求说服博古等领导人。毛泽东的见解卓越非凡，他在中国革命的内外交困之际，再次展现出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他的转兵主张更是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与支持，但李德、博古等人仍坚持原定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未能对战略转移大方向作出决定。会议结束后的当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实现了从北上到西进的“转兵”。
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上，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为随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准备，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开强敌，既避免了红军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和消耗，又为红军赢得了相对喘息的时间，更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开了正确的第一步，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按照之前的军事计划，部队还是要向湘西转移。通道会议虽然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进军贵州，但未从军事战略、组织领导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性转变，黎平会议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召开。这也是中央长征以来召开的首次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
与会者激烈争论了红军进军路线问题，首先发言的是博古，他始终认为共产国际同意的决定，不能打丝毫折扣，所以一定要进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红军应改向黔北进军，在黔边地区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从而彻底放弃原来的行军方向计划。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非常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会议之后，李德看到周恩来送去的黎平会议决定译文，非常生气，与周恩来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人针锋相对，周恩来更是拍案而起，把搁在桌上的马灯都震起来熄灭了，工作人员赶紧再次点灯。
在转变战略决策上，黎平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被采纳和执行。博古、李德等人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被否定和停止。黎平会议之后，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中革军委立即转发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其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同时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12月19日，中革军委做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将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地区中心遵义方向前进。
黎平会议作为长征以来首次党内最高级别会议，诚如胡锦涛所言：“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真正结束了自1931年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严重受排挤和被边缘的状况，一个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崭新领导局面开始形成。
奠定基础的猴场会议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伴随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到达贵州瓮安猴场。这座繁荣的商镇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时任红三军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回忆，大家的情绪都很热烈，每个单位都举行会餐，还实行了团体拜年，杀了两头大猪，加上羊肉、鸡肉，吃了六大盆菜。不难看出，绝大数基层官兵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但对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李德、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来说，他们并未有任何放松与欢喜。因为红军走向哪里才能突破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
为确保黎平会议制定的军事路线能正确实施，纠正博古、李德错误影响，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和伍修权(翻译)等人参加，博古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毛泽东则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放弃这一念头，并做了详细说明，此时再回兵湘西已无可能，前面有乌江天险，后面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左侧有跟贵阳交界的清水江，实际上彼时的红军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三角形地带。
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发展和完善了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根据地、转兵贵州、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北渡乌江向遵义方向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主要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后来曾说，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在长征途中，军事路线不仅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制定正确的战略作战方针是中共领导层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均紧紧围绕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在思想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做出的各项行动与决策，都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这三次衔接转折的重要会议，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