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宣武门内西城根有一条“象房街”，因街之北有宫廷设置一象房而得名。此街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后来，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建立了国会大楼，此街因此更名为“国会街”。到了六十年代，北京拆除旧城垣，“国会街”也随之被废掉，如同切除一小节盲肠。即便它不被废掉，也会在红色风暴中更名为“反帝路”、“反修路”或者“红旗路”之类。
在中国，朝廷驯象一直可追溯到元代。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就有大汗乘坐“驯象”的生动描述。“驯象”之阵是朝廷重大典礼、尤其是皇帝征伐、出巡之仪仗。在元代，一般是在四头象上，安置一精美木楼，内镶金锦，外覆狮皮，天子御坐其中，携十二只猎鹰，征讨或巡游四方。至明清时，皇帝乘金辇，前后均有庞大精美之驯象群护卫、壮势。因为战争和仪典的需要，驯象师也应运而生。驯象师具有双重性：他一面是向大象发号施令的主子，一面被宫廷呼作“象奴”。但二者在典礼上却化若一物：驯象和驯象师皆披红挂彩，招摇而过。令人称奇的是，驯象师能把野象驯化到这种程度：令其行则行，令其止则止，令其跪拜则跪拜。驯象见到皇上，也跟卑臣一样长跪不起。之后皇上才“免礼平身”，赏给它糖草、糯米饭，以示皇恩浩荡。康熙三十二年，沙俄使节有如下记载：“乘马同至驯象所。象共十四，有白象一，观之不足，命象呈技。奴嗾之，乃作虎啸，声震屋宇；又有声如牛马，又如南方小鸟。尤奇者，学吹号。又命象向我请安，就地作滚，其滚时，先舒前足，徐舒后足，腹重贴地，卧而后起。”大象的野性已被驯光光，变得“奴性”十足。至于驯象的过程，也是非常残酷的。元人熊太古在《冀越集记》对驯象做了下述描述：“人掘坑坎，以草木覆之。或象陷于坑中，饿数日，人以草饲之，与之曰：我能饲之，且曰：若从我，我能掘坑作平地，使汝出求食。象若应之，即登其身拊摩之，不动，得出坑，终身不敢伤此人。”这跟朝廷招降纳叛的伎俩如出一辙。沙俄使节也写道：“有一象尚未练习，锁前二足，未经出户，地旁有深沟，似防其变。”
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除了在朝廷特设饲象所，隶属锦衣卫掌控外，还特设驯象卫这一军事机构，以便捕捉、驯化野象，专门对付南方麓川土司的象阵。有意味的是，驯象卫在长期征剿的过程中，其职能由单向演变为双向，即兼有捕驯野象和镇戍边防的职能。也就是说，它既驯象，也驯人，二者合成即为象军。驯象卫最高长官为南通侯，鼎盛时曾统驭象军达两万多人。换句话说，南通侯便是级别最高的驯象师。到了清代，朝廷专设銮仪卫，沿袭的是明代锦衣卫饲象所制度，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改称驯象所，分东、西二司，以驯养宫廷仪仗使用的“仪象”。每年六月初，象房前彩棚高搭，旗幡招展，鼓乐齐鸣，象房内的“仪象”款步而出，过象房桥，出宣武门，到护城河洗濯，引来上万草民观赏。元明清诸王朝何以对“驯象”如此看重？原因很简单，大象是陆上最庞大、最威猛的巨兽，同时也是呈示天下太平的瑞兽，天子坐于其上更能显示专制皇权的威仪。
然而，咸丰年间，因洪秀全起义，兵荒马乱，南方贡象之道遂断绝；而象房仅存之“驯象”也纷纷倒毙，原因是驯象师克扣草粮以自保，以致“十余年象房无象”。作为“象奴”的驯象师，其奴才本性于此暴露无遗。奴才向主子献媚、告密，却向更弱者施虐。其后，清国危机日益加深，割土赔款，国之命脉被洋人控制，南方属国（越南、缅甸等）被法英占领，宣武门内之象房再度呈现“死相”——驯象师们懈怠、开小差，以致光绪十年春，一头仪典中的“驯象”突然发疯，从西长安门逃出，一路毁物伤人，不仅将所拉的皇家玉辂撞碎，还将一个太监抛到皇城墙头。一个王朝衰败的气象和气数，于此可见一斑。
不过，驯象师历来是既驯象又驯人，因此不能说驯象师完全丧失功能。事实上，他一直是阴魂不散的。
有意味的是，王朝更替之际，驯象和驯象师可以“照单全收”；而清朝衰亡之际，连最后一头“驯象”都死掉了，中南半岛的藩国不再贡象，象房遂废，驯象师也四下逃散。不过，对于清王朝而言，还存在另一类驯象师，袁世凯便是。袁某为皇家驯化的是另一种“战象”：一支西式新军——他们“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凭借这头“战象”，袁世凯顺水推舟地成为清王朝的掘墓者与和平开启民国的功臣之一。然而，若没有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反清起义，历史的转折恐怕还要延搁许多年，袁世凯自然也没有契机“逼宫”，更甭谈什么赞成共和了。革命党人在反清血斗中，堪称豪猪斗士，浑身箭刺，冲锋陷阵，豪气万丈。
民国后，共和民主观念得到广泛传播，“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一九一三年，在驯象死光光的象房遗址，盖起了崭新的国会大楼，象房街也由此更名为国会街。这极富象征意义的细节却一直被忽略。要知道，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于此出现重大转折，暴力推翻一姓王朝而建立另一姓王朝的怪圈终于被打破。然而，世纪之初，民主宪政之于国人而言，也跟盲人摸象一般。新的国会建立在旧朝象房的基址上，宿命般地预示了民国之初建立民主宪政的艰难性、曲折性。其一，旧朝驯象师袁世凯仍控制着一头“战象”——它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军队，实际上只效忠袁世凯个人，即便袁氏成立的公民党也必须效忠他个人。因此，在两院开会选举总统时，“驯象师”除了收买议员，指使数万士兵冒充公民请愿，强烈要求袁世凯当总统，还以保护为名派军警包围国会数日，令议员们惊恐不安，连投票后照相机发出“啪啪”响声和浓烟，也让颟顸议员以为是爆炸，有的抱头鼠窜，有的狼狈钻到桌下，高呼：“我选袁项城！”其二，大批豪猪斗士在放弃炸弹和投枪后，并没有及时转换角色；除了宋教仁等人坚持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进而组成“责任内阁”，其余的大都对民主宪政茫然失措，仍做着暴力统一的迷梦。后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按手印效忠个人，十年后改组国民党并在苏联援助下建立党军，走的也是驯象师的道路——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党专制将最后一点宪政残余也清灭干净，并继续驯化新的“驯象”。其三，没有建立干预贿选的有效机制，以致宪政的实施在金元面前变成空谈和怪胎。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袁世凯死后，他的党羽都成了驯象师的继承人，曹锟便是其中一个。他以五千银圆支票就将豪猪斗士“烘烤”成了“猪仔”。可笑的是，收买活动竟是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后的宴会有一道菜别有意味：一大盘烤乳猪，令赴宴者无不互咬耳朵，窃窃私语。在“赞成不要脸，不赞成不要头”的两难选择中，他们选择了“不要脸”。然而，双十节那天曹锟就职，安庆、芜湖两地学生怒不可遏，先后捣毁安徽国会议员的住宅，被称作“抄毁猪窝”，他们集资铸造铁猪若干头，将皖籍猪仔议员的姓名刻于其上：猪鼻上刻“张伯衍”，肛门处刻“何雯”。如此，民国国会便再度成为现代“象房”了——那儿建有圆楼和红楼，不过圆楼有些怪，从外形看它并非圆形建筑，而是方的。原来，走进去才知道它的主楼呈圆柱形，类似最后死去的那头“驯象”的巨型象腿。
宋教仁遇刺后，第一届国会议员们大都经不起五千银圆之“烘烤”，但仍有拒绝做“猪仔”的豪猪斗士，比如浙江淳安县议员邵瑞彭、乐清县议员洪叔翰。他们将五千圆支票拍照后寄往京沪各地报纸发表，还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提出诉讼，举国一片哗然。此举自然遭到了驯象师的无情追杀，豪猪斗士们不得不亡命天涯。
其实，各种各样的权力就是“驯象”，而专制的魔影便是“驯象师”。面对它，豪猪斗士们除了与之保持距离，便是用浑身的箭刺与之斗争，别无他法。因为这箭刺，正是“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鲁迅语）之庶民所赋予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