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记述由鸦片战争开始至民国建立的风风雨雨。唐德刚在对这段历史的解读上,常常表现出桀骜的一面。
作者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合肥,194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8年,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在台湾出版,评价颇高。一年后,岳麓书社出版了此书的阉割版。而这部《从晚清到民国》又是该阉割版的阉割版。
唐德刚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观点是他的“历史三峡”说:
历史是条长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关于太平天国
传统历史学家评论太平天国运动为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而唐德刚认为洪秀全搞的实为一套宗教狂的玩意。洪秀全屡屡科举落第,一病病了四十多天,昏迷中发梦梦见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胞弟。洪秀全此番“升天”悟道之后,便搞起了“拜上帝会”,开始传教,一时从者如云。洪秀全潜心钻研宗教理论,著《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劝世诗歌。
唐德刚此说源自其个人推断。从洪秀全后期黄袍加身、妻妾成群、享乐至上来看,他堕落得也不像什么狂热的宗教分子。洪天王也许不是假托迷信搞革命,也许也不是宗教狂,只是科场失意之后转身寻个寄托罢了?就像“天朝田亩制度”,只是纸上作业,一天也没有施行过一样,不必当真。
关于康有为
唐德刚对康有为的评价低到尘埃里去了。康有为虽学富五车,却也是个考场失意之人,做了二十年老童生。后收得少年举人梁启超为徒,信心大增,遂开设万木草堂,传授“中学”和“西学”。康有为“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可是,康有为不懂外语,而当时西书译本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唐德刚讥讽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唐德刚骂康有为为人教条、作风骄狂,不知审时度势、纵横捭阖,误国有甚于小人……
关于义和团
先看看庚子之乱的时间线:
6月10日,义和团开始进京,烧杀奸掳,京城大乱。
6月16日,原本对义和团是剿是抚态度暧昧不清的慈禧下旨解散义和团。
6月17日,慈禧得洋人要她归政的假情报(英商报纸的一篇社论而已),怒而下旨重用义和团。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
6月20日,清廷表面开始围攻各国使馆,实则装装样子,不敢真将使馆夷为平地。
6月21日,慈禧以光绪名义下诏对十一国宣战。
7月14日,天津沦陷。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北京。
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忌,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的洋人们,只好临时七拼八凑了一支杂牌军。虽是纸老虎,也把慈禧等满清贵族吓得西窜而去。说义和团之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借口,不如说是清政府玩火自焚的结果。这种局势下,东南地区的汉族督抚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与列强议约搞“东南互保”,使长江中下游地区一时免于战火,也是值得称颂。
关于袁世凯
袁世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其驻扎属国朝鲜时,支撑危局12年,令朝鲜朝野慑服,环伺周围的列强瞠目,尤其日本对袁恨之入骨。袁世凯此番作为深得李鸿章青睐。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袁世凯后因称帝的闹剧背负骂名,“奸雄”之名太盛,几乎要煞了“能臣”之才,真是可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