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
后来查过资料我才了解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经过查阅资料与询问老师朋友我了解到《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至于考异法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很了解。仍要请教老师 实资治通鉴中很多故事是用来体现作者对迷信思想的不懈其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当然由于当时的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内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
然而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贤他的思想，是一套严密的等级制度，一套金字塔型的，在他希望这等级制度是不要变动的。这从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与愿违，犯上作乱的事情层出不穷。这从根本上冲击了儒家的体系，我不知怎么办，但儒者有办法。于是一个弥天大谎被创造出来，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为真，一起为这个弥天大谎添枝加叶。 这个弥天大谎就是天命。
如果问我得到了什么?我会说是当时的一种君主制度与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统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础上立国，当时面临着一组不可解的矛盾：以顺的方法沿袭古制，则不符合新时期社会解构的需求，革新，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六国旧民，无论是贵族血统，还是无知愚忠，亦或地缘差异，人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适应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只能强迫，强迫，就失人心。秦通过足令其丧尽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的革新，完成了社会进化的需求，实质是为后来的大汉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评论宇文泰的建国时说：“陈涉首事不终，刘季因而创业;贺拔元功夙陨，太祖籍以开基。”这是就个人成就而言，这个道理放大到国家层面，则是汉兴由秦，秦把黑脸都唱了，汉的白脸才好唱。秦法，真有后代传言那么严酷吗?只不过是作为时代矛盾的牺牲品的一个借口，大概不是为大汉的真正大一统背了黑锅?
惠政，有个极其需要避免的要点，也是历来君主们疑神疑鬼得最多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下面的人像司马懿那样，把人心都从曹家收买到司马家了。如何避免?老实说，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需要能力足备的人去担当，庸主奸臣，想要不颠覆，真心难。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两个重要的道理，第一是黑脸不好唱，应该优先选择白脸，没得选除外;第二个道理是不怪敌人太狡猾，只怪自己不明智，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几个蠢皇帝会认为自己蠢吧，不独皇帝，可能包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其中可能有我，也可能有你。
道义是个抽象的概念，不如量化成担当。当时若不是赵无恤主动担当，三晋的命运还真不好说，很可能会被智伯各个击破，因为后来的晋阳反击战获胜，偶然的因素不小。段规为韩康子建议的策略是等，等到有人受不了，到时候再看，任章则抛出“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观点，听上去有理，似乎后来的事实也可以反证他做得对，而实际上不然，因为三晋之所以能够反败为胜，一在于赵无恤担当了责任，而智伯自己又粗心大意。智伯若不大意，一味怂的韩、魏，最终一定逃不过如后来六国亡于秦的结局，而六国采取的就是他“将欲取之，必姑与之”的策略，不断用土地贿赂秦国，希望将战火引向他人，自己坐收渔利。只可惜再没有一个赵无恤出来担起责任，而秦又不肯失误。由此可知，道义其实是个必要的概念，没有赵无恤肯担道义，那两家主仆，再聪明，再狡猾，也只是小聪明，被灭的命。
综上所讲资治通鉴有利有弊。以我愚见，我们可以了解上面的一些故事典籍。扩充自我，但不能一味陷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