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天下助吾气，吐而为书著史章——《史记》读书笔记5000字：
文：王一桐；十余载，百杆笔，千里路，一部史书。
墨汁浓淡，于竹简之上勾勒历史百态。或是于巍巍青崖之上，聆听三皇五帝的《咸池》《承云》，俯瞰脚下云海浩荡；或是于林泽原野间，谛听虞夏殷商的《夏迭》《晨露》，仰观星穹并荒。大荒之上的春秋战国之士，浪一般地出现与消失，无论荣辱终是交付于黄土。汉渭两河，秦砖不复，汉瓦不存，但一观史书，仿若依稀可见飞檐丹碧交相辉映，琵琶急响，击剑高唱。书、史，是将我们带回千年前的力量。
史记·太史公自序
“故读史记，必首先读太史公自序。”
若知其文，则先知其人。
太史公自序的开头，向我们介绍了太史令的工作，早在颛顼时期，司马家族就已经开始从事太史令的工作。中国古代，尤其注重家承。上古时期的事情我们早已无法考证，但是每当司马迁在叙写《史记》时，或许胸中怀着一份来自家族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这无疑是支撑他写完力量之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两代人——一代设想勾勒，一代耗尽毕生去完成这巨大的文学工程。一句“还报命”，最终成就一部史章。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司马迁二者皆非，他凭借自己的力量，“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请讲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读万里书，行万里路，大抵如此。
“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在春秋”这是孔子作《春秋》的原因。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这是司马迁作《史记》的原因。
即便是有武帝的“怒而削之”，但是，我们仍旧能看到，那用毛笔勾勒出的盛世画卷。
《史记》一书，其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他的真实，但是细细想来，却又有很多值得我们疑辨和深思的地方，例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帝本纪》和《武帝本纪》是否是司马迁的手笔，《史记》的目录是否是司马迁所撰，《孔子世家》中那些从《论语》中所征引出的孔子的话，是否真的符合当时孔子所经历的场景？哪些是司马迁所写，哪些又是司马谈所言？有多少内容是后人再加上去的，又有多少是历代传抄下来的讹误？史记导读，不仅仅是带领我们去读《史记》，更是让我们培养一种思辨性，在看似毫无悬疑的史书中，寻找出一个个问题，再去一个个探讨、解决。
纵然身经苦难，却也没有使他停下脚步。他一生写过多少圣贤君子，恐怕是记不清了，然而待到书成，恐怕他自己便首先是那贤杰。
史记?高祖本纪
在高祖本纪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烽火四起却又奇才辈出的时代。无论是在高祖本纪还是项羽本纪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先写《项羽》一纪，”所谓英雄惜英雄，正是刘邦成就了项羽，也是项羽成就了刘邦。
老师所讲，司马迁在最后对于刘邦的评价不置可否——碍于他是高祖而无法批评，但是其自身却又着实没有什么让人值得称颂。并且，于我们平常人的眼中，刘邦总是以一种流氓的形象展现于眼前。甚至曾有一段时间，我认为项羽乃是大丈夫而刘邦不过是小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明了我观点的错误。刘邦纵然自身才能有限，但是他在不断的吸纳和接收人才，他“好酒及色”，但却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并且在“汉王伤匈，乃扪足”时曰：“虏中吾指”。刘邦为帝，并非是什么幸运或是偶然。“三代以下，以匹夫而有天下者，自汉高祖始。”恰如“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磅礴气势，他也有为君为主的磅礴气度。
并且有趣的是，我们不难发现在《高祖本纪》中，多次写出了天之异象和多种祥瑞。后人不同的评价中都写到了祥瑞。徐经《雅歌堂文集》中有言：“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福瑞以表其灵异”。中国人自古以来便相信君权天授，《尚书》、《国语》中也不乏此类记载。甚至于《诗经》中都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但是我们反观于孟子的话“尧舜与人同尔，又和借怪奇以表其异，而帝王之所以异于人者，固自有在也。”帝王的确不同于其他人，但这种不同并不是从各种我们今日看上去的那些超自然现象表现出来，而是从他个人体现出来——或是言语、或是行为、或是眼光、或是气度。
关于《高祖列传》，司马迁所用的笔法也值得人去探讨。“故太公作纪多用特笔，与其他本纪不同”“高祖开创之时，事物极多，多则便难抟捥矣。看他东穿西插，纵横不乱，如绣错，如花分；突起过往，络绎不绝，如马迹，如蛛丝，或一齐乱起，如野火，如骤雨；如一段独下，如澄波，如皓月，万余字组成一片，非有神力，安能辨此。”“先写《项羽》一纪，接受又写《高祖》一纪，一节事分两处写，安得不同。”“《高纪》则将诸事，纷纷抖碎，组织而成，整中见乱，乱中见整，绝无痕迹，更为难事。”读《高祖本纪》，除了内容之外，我们更能看出司马迁的笔法，他在面临错综复杂的事件时是如何梳理并且写下的。更有趣的是，《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二章，单个成篇，然而我们只是限知视角，当两纪合读时，我们则可以用全知视角来观看事件的发展。这应该就是司马迁的笔力所在了。
史记·孔子世家
文章开篇就描述了孔子的样貌“生而首上圩顶”，而“圩顶”的解释为“顶上窳也，故孔子顶如反字。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这与我们常人的长相不甚相同，但是反观史书，“奇特”的长相却并不罕见。重瞳、胼肋、长臂、大耳、赤线穿眉等。也许这些人本不长成这个样子，但是由于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所以相貌上也不要与常人相似。孔子的“圩顶”恐怕与刘邦的“七十二黑子”为异曲同工。
关于《孔子世家》的记述手法，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孔子并非诸侯，所以本篇中的编年就是一个问题。虽然孔子周游列国，并未一直留在鲁国，但是司马迁却使用了鲁公的记年来记孔子。这与《左传》中的记年相似。
并且我们常说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但是也都知道真实的人数并不是三千。老师所讲，说孔子弟子三千的原因与战国时期的养士有关。我们都知道的战国四君子，每人门下都有千余门客。包括孔门七十二贤是否真实都有待我们考虑，因为我们现在也无法准确的说出这七十二人的名字。但是，三千或许只是一个虚数，中国人素来喜欢以三、六、九作为虚数，说孔子弟子三千只不过是想表达孔子弟子众多而已。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和屈原，是司马迁只想见的两个人。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论语》中的话引入到历史中，将这些话配上了相应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一生都在为为恢复那个理想的礼乐社会而奋斗，纵然当时理想未实现，但是孔子却在一直影响着后世。“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沒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诸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就是孔子的力量，亦是思想的力量。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在这篇传中，便可深深的体会何为怀才不遇。
屈原与贾谊，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却被司马迁串接在一起。虽然此传中只写了两个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的影子。两人的形象，却勾勒出三个人的无奈。
屈原是楚国重臣，“为楚怀王左徒”，他是可以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的人，但是他既无明君相识，也无贤友相伴，正所谓“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一个国家走向末路，必定先是自身开始腐朽，再由外力击之摧之。如《宋书》中的狂泉之国一样，若不“共狂”，则“于是聚众，共执国君”。唯有“其狂若一”，才能“众乃欢然”。既无法共狂，又无法离开楚国，在这巨大的矛盾中，或许身归汨罗未尝不识一种好的结局。这是乱世，是一个充满风险与机遇的时代，然而屈原依旧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屈原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更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所做的《离骚》开创了骚体，被司马迁评价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篇《离骚》，也正是发自屈原的忧心，“故忧愁幽思而做离骚。”不仅仅是文辞值得人赞赏，更值得赞赏的是屈原的心。
而贾谊却在文帝时期，虽说天下已无战事，但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也存在很多机会。他并非未遇明主，汉文帝是一位优秀的君王，但是他是被众臣从代地接到中央的，手里并非有太多实权。这些朝中重臣，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贤臣，这些臣子也都是为大汉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但是当家国利益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自身的利益。而贾谊正是触及到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被排挤出朝廷。
并且我们不难看出，贾谊是一个很悲观的人。“贾生既以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这种悲观的态度应该是贾谊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郁郁不得志，则郁气结于胸。他、与屈原不同，屈原虽然被流放，但是态度依旧积极，依旧想回到郢都；而贾谊则不同，在梁怀王死后，他恐怕也是无心于政治了。
屈原贾生，两个极具才华却不得施展的人，他们的人生可哀可叹。而司马迁，不单单在感叹他们，更是在感叹自己。
史记·李将军列传
若是上一篇列传所讲述的是怀才不遇，这一篇则讲述的是生不逢时。
作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大汉飞将军李广，他能征善战，善骑善射，但是终生没能获得获得爵位。这位将军打仗勇猛，但却也常常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而汉朝的军功制度却又十分苛刻，首级、土地、人口等综合因素是主要标准，而李广仅仅能做到自身杀敌。并且，李广所在的时代，边关战事甚少，只有部分的摩擦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并且，“和亲”依旧是汉对匈的基本政策，他没有机会去施展。正如景帝所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载！”其次，李广所带的兵以骑兵为主，而骑兵真正的黄金时期则是在卫青、霍去病时期，李广时期应该仍是以步兵为主。晁错《言事兵书》中说：“其一，上山下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不合适的时间，遇见了不合适的制度和带领不合适的军队，最终使“李广难封”。
并且李广自身的能力是否真如我们想象那般高超，是有待讨论的。李广射箭，“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而在看历史上那些射箭的人，“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百步”与“十步之内”并不是一个小的差距。并且，即便是李广善于骑射，然而他却不会带兵。他可能是一个好士兵，但却不是一个好将军。“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这证明李广治军灵活，同时也说明了李广部队的军纪松散。而松散的军纪，却使十分致命的。
司马迁将李广塑造成一个末路的英雄，而英雄末路却也是人们所欣赏的。屈原贾谊的身上有司马迁的影子，而李广身上亦有。司马迁在慨叹他们的同时，亦是慨叹自己。
史记·刺客列传
《刺客列传》中的刺客，无论事成事败，其个人的结局都是十分壮烈的。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这些任侠壮士能被史书所记住。
刺客对于历史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其本身作为一种职业来说，却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刺客本身的目的很简单——有为钱的，有为名的而司马迁所写的这五位刺客，却是为了义气，他们身上多少都沾有墨家的侠气。“士为知己者死”在这些刺客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本篇列传共写了五位刺客，他们的生活年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故事能够被串联在一起，这种手法与前面的《屈原贾生列传》一致。而这五人中，荆轲部分算得上是篇幅最长也是最为精彩的。对于荆轲的描述“好读书击剑”“然其为人沈深好读”，这恐怕与我们想象的刺客形象是不一致的，在荆轲的身上，还沾染了些许文雅的意味。
司马迁不仅仅是在写刺客，更是在写精神。这些人，有的是为了对抗强权，在国家受道危机时毅然站出，如荆轲刺秦；有的人是为报知遇之恩，如专诸之所以刺吴王僚，正是因为公子光的“善客待之”“光之身，子之身也。”他们舍生取义，执着而不退步，聂政在行刺后“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荆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还有豫让行刺失败后的“漆身为厉，吞碳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世。”他们在以他们的方式，最为壮烈地报答着别人的恩情。
这些刺客虽然都经历了极大的痛苦——要么身死、要么自残。但是，他们幸而能有一个“知己者”，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人。而司马迁在帮李陵开脱因此身受宫刑时，甚至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司马迁。或许，比起司马迁，被迫留在匈奴并且被抄家的李陵可能要幸运一些，因为李陵有“知己者”司马迁，而司马迁又有谁呢？
一笔平书千万事，中品自是百态凉。司马迁之手笔，“不，使观史者可以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临境体验，立场相对却皆执理，正非善恶早虚美，不隐恶”已模糊不清。皇家自是风光无限，然一方宝座下却累积亲族枯骨。文者定国武者安疆，功勋卓著却又能安得几世？名冠京城的美人，在醮着时间的笔墨上，也只能描画出日渐衰老的容颜。无感无情地写尽权贵显赫，倾动京都；也写尽多少英雄末路，美人迟暮。
大观天下助吾气，吐而为书著史章。行走于大汉的山水间，收集于来自民间的不同资料进行汇集，胸中言无限，一吐成文章。春秋笔法与铮铮铁骨，保证《史记》的内容真实的铺现。司马迁让我们记住了历史。而历史也让我们记住了司马迁。纵然身受宫刑，纵然“帝怒而削之”，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司马迁，无法阻止他著言《史记》。
梦起于天地玄黄，笔止于泱泱汉堂。窗外疏影暗香，花落石径羊肠。古时书卷几多不得认，几多泥销骨。烈酒清茶一并置于几案，幸抚卷上斑斑墨迹，入梦史书、诸君见，此生不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