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先生的三本专著，《秦汉魏晋史探微》是史论集，跨度长，新意多，最为好读。《东晋门阀政治》叙江左一朝士族门阀兴起与衰亡，考证详密，逻辑严谨，建国以来最好的史学作品当推此书。我早闻先生还写过这本论北魏拓跋政权起源的《拓跋史探》，一直想拜读，可惜绝版已久，去年才偶然发现三联书店已再版，遂购之。
由于所知浅薄，书到手之后读了几页就打起了退堂鼓，看不懂啊。直到一月份读罢《通鉴》的《晋纪》对北魏拓跋政权的兴起有了粗浅的了解后，我方才再次打开本书，一日一夜读毕。先生有求知之心，年过七十的他接触学术研究中较为陌生的北魏史，在自己的人生暮年考察北魏之兴起，力图给“子贵母死”制度做出合理的解释。百年来拓跋部落政权更迭频繁，母族势力屡屡干涉其中，道武帝自小经历坎坷，成年之后为了成就北魏帝业用武力离散与拓跋部通婚的贺兰、独孤、慕容部落，并且不惜逼死母亲，杀死妻子，创立“子贵母死”的制度……研究愈深他越迷茫，野蛮制度孕育文明，古今之“礼”皆是从残酷的暴力而来。当我们世人看到各自的文明、各自的政权在初生的阶段都有着一段“国恶”，我们该是坦然面对，还是为尊者讳呢？
在内容上本书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子贵母死”制度的形成演变考；二为拓跋与乌桓在代北地区的共生始末；三为“国史案”的再探讨。北魏之世系，起于神元帝力微，力微传说为“天女所生”，生母不明。力微本人又杀其妻窦氏，此后拓跋部落一直到道武帝拓跋珪一百多年间并未发生“子贵母死”之事。道武帝法于先祖杀妻逼母，意在驱除后族势力，完成部落到帝国的转型。明元帝的母亲刘夫人出自独孤部，道武帝破燕后娶慕容宝之女为后而不立刘氏，也是出于遏制独孤氏的考虑。道武帝母族贺兰，妻族独孤、慕容都是道武帝权力之路上的对手，道武帝在晚年将这三个部族离散，剪除他们的威胁。离散部族和处死储君生母缺一不可，不散部族而杀人势必引起动乱；不杀人而散部族，皇后为皇太后时必重用舅家，部族将散而复合。道武帝深知掌握了权力的母后又倚仗部族，她操纵朝政使诸子次第为君将会使国家政权陷入动荡的危机。
拓跋百年的历史是这样，冯太后利用这一制度漏洞立一帝废一帝是这样，后世之娄昭君也是这样。田先生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为了实现帝位的传承有序，道武帝选择用野蛮手段来产生文明。他晚年嗜寒食散，喜怒无常，母亲死后他才能称帝完成真正的霸业，权力使人性沦丧，权力让人疯狂。
乌桓问题是对“子贵母死”的补充，二族长久居住在代北地区，共生共存。此章叙桓帝祁后和平文帝王后这两位“强后”对王位继承的操弄及拓跋百年政局，内容较乱，田老暮年挑战此问题，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国史问题是在周一良先生对“暴扬国恶”论证基础上的再讨论，用修史一事借古讽今。邓渊、崔浩被道武帝、太武帝祖孙所杀。统治者故作姿态要求史官“直笔”，成书之后又说他们“暴扬国恶”，流毒之深远，至于今日。田先生在这一篇中说:
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求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又为了迎合崔浩，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所以高允议论崔浩国史刊石诸事，竟说出了“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的重话来。崔浩希君之旨，以实录为依归，以直笔相标榜，终于栽倒在直笔之下！他可能至死也未曾明白人主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直笔。人主的复杂心态使希旨者祸福无常，给史学造成祸害，问题不正是出在“分寸之间”吗？
我真切希望今后修史者、论史者、读史者都能“直笔”，都可以不在乎那“分寸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