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瘟疫面前的情感和行为是没有时代鸿沟的：疫情爆发初期对增长数据的漠视，愤怒、孤独、恐惧下感情挟持理性让人们想方设法逃离，封城被隔离之后的的流放感，瘟疫消失之后的狂欢、相拥以及侃侃而谈，以及企图延长人们遗忘的过程而建立纪念碑、发表演说。加缪笔下的鼠疫和新型冠状病毒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蛮喜欢每个人物的结局。塔鲁死于鼠疫，他在对死刑的厌恶和成为志愿者之后不断宣判病人死亡的矛盾中夹缝求生，最后还是输了。
那么什么是赢呢？悲惨世界的沙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所笃定的价值被“世道”玷污了，在桥上亲手给了自己安宁。里厄失去“战友”，失去妻子，但是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些幸福的准备，麻痹在医生工作中，有着英雄色彩的里厄缺不是英雄。那么谁是英雄？能够“归还英雄主义应有的次要地位”的格朗，加缪让他幸免与鼠疫，可能因为他不停追求不合时宜的幸福：他笔下的女骑士和离开他的前妻，以及因为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帕纳卢神父没有死于鼠疫但是也死于鼠疫的隐喻——信仰危机。科塔尔疯了，鼠疫给了他生活的希望，瘟疫戏剧性的全身而退顺道带走了给予他的一切，科塔尔也许是真的热爱生活的那个人吧？热爱着自由、富裕的生活的人。
我在这里要当个叙事者。研究易经的大舅妈，跟我侃侃“庚子年必会发生宅灾难”这迟来的预言，额头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冒出来，也许是因为易经的说法得到印证而激动，也许因为更年期的到来。但是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让食物紧张的几天也能够带来新鲜的东西：蒸馒头，做包子，包饺子，烙南瓜饼。
大舅白天关心疫情新闻，晚上定时追喜欢的电视剧，喜欢喝着红酒聊家庭的琐事，病毒带给他的是安逸的生活。勾着背坐在蓝色塑料椅上，三舅翘着二郎腿，无论谈什么也能逻辑清晰地回到自己：吃得起蝙蝠的武汉人一定是有钱人，有钱就干出这档子事危害全国，所以就不喜欢钱，已经四大皆空了。病毒是他饭后茶余的谈资，是他施展口才的素材，是他玩世不恭的幌子。二舅大腹便便，皮带悬在肚皮下方，无时无刻不叉着腰，偶尔提高音量说着确诊数据，往往并不准确。
戒赌了的二舅死活不肯拯救三缺一的僵局，憋不住就往外跑的，家乡不断增加的感染病例数据也并没有促使他带上口罩。表哥表弟把大量精力花在手机电脑，能做饭的女人们终日忙碌在厨房，照顾一大家子的胃。西安市小小的一隅，一个大家庭，的的确确是一副众生相。
不仅如此，网络的魔幻世界，也让我着迷。当病毒开始大面积扩散，人们意识到了其危险性，迟来的预言“庚子年注定发生灾难”大肆传播，“双黄连脱销”的狂热，当局的行动力和掌控力一览无余，民间“志愿组织”振臂一呼却能一呼百应。感动和绝望并存，百无聊赖和苦中作乐的融洽。
可我没办法看清楚自己的模样。里厄是不是也这样活到鼠疫结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