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身边的同事说，我最近在看周有光的口述回忆录，他们都问我，谁是周有光？我会回答，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的那个人。然后，同事就该说，哦！就是那个活了一百多岁的人吗？
似乎周有光身上有两个显著的标签，其一，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制订汉语拼音的标准；其二，就是他近110岁的高寿。
周有光是江苏人，算是出身大户人家，但是从清末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家道中落，逐渐变得落魄。到周有光出生的时候，家里就只能靠变卖不动产度日，直到破产。
周有光求学阶段，就开始在学校里兼职授课，赚取生活费。
民国初年，上海的公学很流行。那时候的公学，我的理解是类似私立大学，时而解散，时而学生闹学潮。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中也有关于上海公学运动的记述，不过那段混乱的历史，现在我们也只能捕风捉影地了解，很难看到其全貌了。
新中国成立前，周有光做的比较多的是经济领域的工作。先是在银行工作，实则遇到日本侵华，他的银行工作也是很不稳定的，需要四处转移。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美国学习银行管理有一年时间。这期间他在美国自学经济学，意识到到哲学支撑的“马歇尔经济学”已经过时，而以统计学和货币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才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被称为“新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被叫去北京参与制订汉语拼音的标准化方案，是时他正在上海的高校里主讲经济学课程。那为什么会找一个搞经济学的教授去做语言学的研究呢？原因是之前周有光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对于汉语拉丁化的文章，引起了相关学者专家的注意。
周有光说其对于汉语拉丁化的研究，仅仅是出于兴趣爱好，完全是自发的。一个业余爱好，可以被他做出载入史册级别的成就，可见其学术天赋极强。经济学研究也是其自发进行的，没有经受系统训练，没有师承，就凭着自己的学习。
周有光对于汉语速记系统也有自己的研究，并著有手稿，只是文革的时候被毁，他自己也没打算将手稿发表，可见他做研究，仅仅是为了娱乐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周有光自学的这么几个领域，都能有所建树，原因何在？
他求学和治学的时代，前有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后面又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他居然能在这极不稳定的条件下而有所建树，这是很难得的。
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的结果。
首先，周有光肯定有治学的天赋，这是先天因素；然后，他在求学治学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很专业的人，要么同事，要么讨论学术问题，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的同伴直接影响着你的水平。还有，他找到了他喜欢的领域，并且凭着兴趣去研究，这样就容易有所收获。
引起我阅读周有光传记的导火索，是前段时间广播里提到，周有光生前认为现在的小学生都课业负担很重，他认为学生忙于疲于完成各种作业，哪还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对什么感兴趣？
周有光对于教育也很有自己的见解，这个将来找时间会去详细阅读。就我个人而言，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让学生处于太过被动的角色，我们在教授学生知识，然而学生们却不知道这些知识有何用。我们的教育过于刻板，过于强调应试。而不是西方的那种问题导向型。就像前几天看到盼乐分享的一篇关于数学的科普文章，讲了自然常数e的现实意义，我当时才豁然开朗，才发现原来数学与现实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这本将近500页的书，本以为要看很久。每次坐火车就放进书包里，虽然书很重，我就在车上看，看几个小时，坐了两次火车，每次看1/3，现在已经看完2/3了。因为全是叙事性的文字，偶尔有议论，所以读起来很顺畅，也很有趣味性。
上次听外公讲他的经历，今年外公已经将近90岁了，说话有点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却听得很有兴致，历史的细节，正史永远不会去记录，普通人的经历，正史也不会去描述，但是我却很感兴趣。正史只会记录大城市的事情，伟人的事情，而普通人的经历，也很具有戏剧性，也许能让我更加设身处地的去思考历史。
比如周有光在回忆抗日战争的见闻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时候国内民众的抗战情绪是多么的复杂，虽然知道中国肯定会胜利，但是仗却打的很艰难，一直关注欧洲战场的局势发展，一直在期待美国对日本宣战。让我知道，那场战役，不像历史书中，影视剧中描写的那样，而是一种更加真实地，更加错综复杂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