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以吕宗桢与吴翠远的萍水相逢为中心,刻画了遭遇封锁,被迫停下的电车中的百态,整体略显压抑的笔调勾勒出了在时代迷雾中挣扎的人性,淡淡的伤感与无奈渲染透了身不由己的麻木与寂寞,细腻的笔触刻画出微妙的心理变化。本文将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力图洞察文字背后的人性。
小说从电车司机的视角中悄无声息地开始,他眼中的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无穷无尽,这就像被甩不掉的牛皮糖黏住了眼睛,让人心里腻而烦。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是令人绝望的,“然而他不发疯”,对这种无奈到令人绝望的工作仍保持这种态度的唯一解释,就是麻木。可以说小说是在“麻木”中展开的,但人性本身永远会抗拒这种悲哀的状态,停车的摇铃声打破了这种单调的“麻木”,也“切断了时间与空间”,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切不断与扯不破的却是笼罩在每个人心头的时代巨幕。
视野转向电车之外,马路上的人飞奔着,太太们希望能够进入商店,无助地哀求,收获到的只是冷漠地紧闭着的铁门。张爱玲在这里写到:“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他们并不在乎是否有老人与孩子需要帮助,时代的重压下,人性变得神经质,冷漠就像渗进岩缝中的松油,荒凉与悲哀在对视中慢慢铺开。
电车中的人知足到可怕,“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是略胜一筹”,读到这里仿佛内心被狠狠地揪了一把,生生地疼。这是怎样的一种荒凉,生活的贫瘠让内心荒芜,窗外的世界竟无法给车里的人带来丝毫的触动,人类原本好奇的天性已然被“司空见惯”四个字磨平了,还是麻木,令人恐惧的麻木。“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当这样的力量作用于血肉之躯,不被压垮,哪怕苟延残喘恐怕也值得庆幸,时代的迷雾让每个挣扎在其中的人喘着粗气。
乞丐的唱腔压不住这种可怕的沉寂与静默,为生活所迫,他们悠长的强调“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仿佛这苦难也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永无尽头。感情似乎是无坚不摧的侵入者,乞丐的悲哀带动了身为同乡的电车司机,他跟上了乞丐的唱腔,虽然表面面具式的冷漠已经刻入灵魂,但我相信此时的众人心里也在轻轻唱和。
公事房的人的谈话平淡无奇,却有着深深的世故的烙印,“敷衍上头”、“不会做人”……一个社会的疲沓似乎总是从公事人员开始的;而他拿着扇子装腔作势、不懂装懂地胡乱解释医科学生的简图,更让人反胃。
中年夫妇表面体面,却生怕手中的熏鱼弄脏了西裤,失了体面事小,多花钱却事大;丈夫对医科生简图评价可谓啼笑皆非,但没人关心,也没人懂,他太太关心的只是别把裤子弄脏。生活但凡有一点点“越轨”之处,总会被现实的恶浪打回冷漠的哀伤中,无知中的情感总是那么无力,让人心酸。
吕宗桢对面的老头子虽然被寥寥几笔带过,却别有深意。他手里玩着核桃,头也像个核桃,而他的小动作却代替了思想,因为在这样的悲哀中,思想也显得太沉重,只要物质富足,哪怕没多大意思,也足够了。
医科学生保留了些许的希望,他修改的人体骨骼简图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与口中的谈资,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周围的人早已跟不上他的脚步。
寥寥几人,张爱玲已经将一个城市中人的状态完全展现了出来,哀伤、冷漠、麻木、可怜、艰难地维护着随时可以抛却的尊严、苟延残喘地喘着粗气……时代迷雾中的人在字里行间爬了出来,诉说着他们的悲苦与无奈,映射着整个时代的空虚。
人性的深刻性必然要求表现的深入性与集中度,吕宗桢与吴翠远成为了张爱玲笔下的这个焦点。
角落里的吕宗桢有着一肚子的不如意,这种不如意是岁月积沉在他心底的。像他这样的人,作为这个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可谓数不胜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些小钱,对日复一日的生活,特别是婚姻感到厌倦,渴望刺激与改变却又恐惧世俗的眼光,这样的矛盾体正是整个时代纠结的缩影。吕宗桢的出场便是在对太太的抱怨中,这些无厘头的不满其实是对整个生活状态的忍耐,只不过,他没有勇气反抗!连饿了也需要“决定”,这是怎样的软弱与空虚,拿出包子,吕宗桢竟然有耐心去认报纸印在包子上的铅字,这种玩笑性质的事在“吃”面前显得更为可笑,因为“吃”已经成了这个时代中最大的诉求,无聊与空虚充实着这个“老实”人,他带动着所有人阅读着毫无意义的文字,打发时光也不愿思考片刻,“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也许痛苦的本身便是对自己毫无价值的一生的反省,只不过这样太累太痛,不如远远地逃开。
吴翠远也同样带着不如意,众人眼里的“好女儿”、“好学生”却被这些社会价值紧紧地套牢。她很平凡,尽管衣着得体,有着“模棱两可的美丽”,但依旧“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翠远一直是默默的那个人,始终带着莫名的自卑,两头受气,读了很多书却被认为不如找个有钱的丈夫来的实在,与吕宗桢相比,她才是那个真正与这个迷雾般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或许她的反抗也只能是在批改带有些许血性的作业时的一时感慨,她能碰触到的真实几乎不存在,才会对每一份看似平常的真实那般地关照,无论怎样,她都有着与整个社会撕不破的隔膜,“翠远不快乐”。
董培芝的出现让这两个永远不会产生交集的人短暂地联系在了一起,透过董培芝我们可以洞悉吕宗桢的心理,他恨董培芝看上了他的大女儿,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这位清寒而心怀大志的表侄,宁愿背上调戏妇女的恶名也不愿和表侄产生任何瓜葛,这种极端的反感来源于诸多的不如意,甚至包括对太太的不满。
吕宗桢坐到了吴翠远边上,他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怎么样,“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很明显,她只是他用来逃避董培芝的手段,整个人被伪装地没有一丁点特点。而吴翠远本身开始也并不为吕宗桢所动,一点笑意也没有,刻意维护着那份不知从何而来的矜持。这是虚伪与虚伪的交锋,和周围别的事物一样,没有一丁点的真实,这样的开端,或许本身就是一个玩笑。
吕宗桢并没有停下来,他开始搭话,不得不说他很有一套,带着恳切的语调慢慢攻破了吴翠远的心理防线,但她仍要坚守那份矜持与正经,虽然开口,不过表面敷衍,但她并不知道吕宗桢从一开始也不过是敷衍,先前说了什么他也早就忘了。董培芝离开了,吕宗桢也恢复了正经,原本交集到了这里也就该结束,但真正的转折正是从这里开始。
董培芝膝上摊着的练习簿吸引了吕宗桢的注意力,接下来的细节很能反映两个人的微妙心理变化,吕宗桢误以为她仍是一名学生,但吴翠远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应,虽然仍保持着距离,但明显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身边这个“冒昧”的男子。从学历聊到工作,两个人的距离一步步拉近,当聊到生活的时候,吕宗桢面对这个萍水相逢的人,毫无顾忌地释放自己的压力,一吐生活的不快,接下来的吴翠远做了一个聪明女人最擅长的事——倾听,带着激烈内心变化的倾听。
吕宗桢很快将生活的不如意归咎于他的婚姻,责怪他的太太不同情他、学历低、脾气差,至于当时娶她的原因,他也毫不忌讳地解释为年轻时的她很漂亮。一个懦弱的男性的灵魂到了这里暴露无遗,在我看来,全书最具戏剧性的情节就发生在这里:面对吕宗桢的抱怨,吴翠远竟然没有一点的不悦,而是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其实吴翠远内心明镜般的透彻:“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所以甚至可以认为,这里的吴翠远是在迎合这个萍水相逢的男人,至于她为什么选择这样,可能并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吕宗桢的抱怨触动了她自己的内心伤痛,即女子教育的问题。
接下来的情节依然是戏剧性的,两人同时探出头去张望,脸庞异常接近,这一个小小的举动击碎了所有的虚伪,整个交集在这里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真实,张爱玲在这里的描写可谓“神来之笔”:“宗桢和翠远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之前的虚伪做作在这一瞬间都仿佛不存在了,两个人身上被社会贴上的标签都被撕了下来,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她也不过是一个单纯的女子,“他们恋爱了”。
恋爱中的人总是毫无保留,他们好像都找到了那个知心的人。终于,吕宗桢提到了婚姻,他依然很直白,说明自己并不会离婚,只是希望娶妾,时代套在他身上的其实一刻也未忘记。吴翠远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但她着实觉得眼前的男人是可爱的,他激发了她内心一直不敢表露出来的反抗欲望,“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这和吕宗桢对他太太的态度如出一辙,但她自己也并不知道的是,她其实也与吕宗桢一样,永远逃不出时代的套子。
陷入爱情当中的女人总会选择不顾一切地体谅对方,翠远也一样。她哭了,“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吕宗桢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她依然希望保留一个女性在爱情中的尊严,她只会倾听,不会选择用言语去打动爱人,也并不愿意让他把电话记在纸上,因为“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而这些,在我看来,吕宗桢是不可能体察到的。
通行的铃声让这二人之间原本凝固的时空重新开始了流动,吕宗桢离开了,这对于翠远来说,等于这个人死了,因为如果从此再无联系,便和未曾见过一样。他坐回了原来的位置,态度很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众生百态的声音与画面很快填充了两人间的距离,时代的洪流淹没了恍如迷梦一般的经历,只剩下刚刚的交谈,还回荡在耳畔。
吕宗桢回到家,回到了那个刚才在他口中一无是处的地方,他依然尽着他的本分,他也只能这样,最后的纠结后,他屈从了,就像那乌壳虫那样,没有打给电车上萍水相逢的她。
毫不留情地说,《封锁》中体现的人性是自私与虚伪的,但这些让人痛心的“利己主义”与“逢场作戏”是在时代迷雾的压抑中游荡的。吕宗桢是这样,抱怨了已经得到的一切,倾吐了自己的不快,实际上却越不愿意舍弃分毫;吴翠远也并不高尚,她只是压抑,而这份压抑借助吕宗桢的嘴被表达了出来。众生可以为了面子胡说八道,也可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吕宗桢不过是在合适场合出现的一个抱怨者,吴翠远也不过是一个被压抑很久的共鸣者,两人的相遇只是一个并不好笑的玩笑,一个梦一般的回忆。
并不能说整个过程一丁点的真实也不存在,我愿意相信在吕宗桢和吴翠远完全退下伪装,释放自己的不快时,那一瞬是真实的,至少他们在那一瞬变得单纯,与时代错位的单纯。不能说仅凭这次相遇,双方就深深相爱,其实两人都是带着赌气的心理为寻找到了同病相怜的共鸣者而欣喜、安慰,只是这份欣喜与安慰是不是爱情,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时代的迷雾封锁了诸多的可能,也封锁了人性的深处的渴望,人在这种力量面前显得无助又无奈,但终归希望还是存在,只要环境改变,那份人性中本初的、最宝贵的情感还是会毫无顾忌地迸发,这恰恰是全文最令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