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篇开始，刘勰《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建构进入第二部分“文体论”，至《书记第二十五》共计二十篇，每篇大致论述一种或者两种文体。根据时人“文”“笔”之分，《明诗》至《谐隐》十篇更倾向于押韵之“文”，《史传》至《书记》十篇则为不押韵之“笔”。文章的行文思路正如《序志》所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即介绍文体一般着眼于四个方面，论述源流，解释名称与含义，选定和评论部分作家作品，指出这一文体的写作规律和基本要求。《明诗》正是遵循以上四方面，从开篇至“有符焉尔”属于“释名以章义”，解释诗的含义；从“人禀七情”至“此近世之所竞也”论述诗的起源于发展，为“原始以表末”，而提到历代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则属于“选文以定篇”；从“铺观列代”至文末，指出四言诗“正体”，五言为“流调”，风格为“雅润清丽”，便是“敷理以举统”。
读至“敷理以举统”部分，我对刘勰以“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文学观有些疑问，毕竟当时作者所处时代，四言诗已经开始衰落，而五言诗大行其道，这样的观点看来有些保守。但仔细想来，刘勰的这一观念实则与《宗经》中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从刘勰《明诗》篇所要阐明诗的范围来看，这里的“诗”不包括乐府诗，因为《文心雕龙》中另有《乐府》篇加以讨论。
至于诗骚，也有专篇论述，像论述《诗经》的《宗经》，故着墨不多，也可不算作其中。这里主要论述的是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所以，刘勰把四言诗视作“正体”，称五言为“流调”，实为“宗经”，并且符合时代的观念，而并非贬低之意。《诗经》中的诗歌以四言为主，宗经之人，当然要以此为正体。然而当他“铺观列代”，考察后起诗人极力所推重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属写作五言的人时，为了顺应时代，又要坚持《文心雕龙》理论上的完整性，所以作出此论以示协调。
进一步来说，刘勰这种观念的产生，也与两汉的学术背景有关。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始确立，官方把《诗经》列为五经之一，还专门设立五经博士负责传授，《诗经》地位之高堪称“正体”。并且即使不被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作品集，《诗经》依然是后世一切文学的源头，正如《宗经》中所说：“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后世诗赋类韵文都是从《诗经》中发展出来的，因此称之为“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