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林徽因，人们总是冠以“中国二十世纪第一美女和第一才女”之称，最津津乐道的，不外乎其感情生活，还有那首风格清新、脍炙人口的《人间四月天》，再不然就是“太太学堂”年代的英式文学气派。在读到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之前，我也曾在《读者文摘》与叶细细博客“民国女子系列”中得以熟知这个名字，读罢《林徽因传》全书，我才觉得以上评价都不免流于表面，甚至肤浅。的确，她的美丽与才情固然令人一见难忘，但更令人敬佩的，是她的人格魅力，这是一位有思想、有个性、有深度，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女子。
在历朝历代，总有一些杰出的女性涌现出来。但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只如恒河沙数、凤毛麟角。而民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中生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女性，开始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再甘于做男性的附庸与陪衬，而这种觉醒一但被触发，其创造力和生命力往往是惊人的。只看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那一串散发着翰墨清香的名字便可了然：林徽因、谢冰心、张爱玲、萧红……而这其中最具光彩、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无疑是林徽因。虽然在人世她只有短短51年的生命，但人的价值又怎能用长短来衡量？
在诸多对林徽因的赞美之辞中，我独喜欢这一句“这是一个从不放弃行走的女人，一个走着的人”。是的，她的一生都在行走中，她的美与她的真，对友情的珍重，对爱情的坚贞，对事业的奉献，都在这行走中，在她的寻找与发现中得以体现和升华。正中她的一首诗里所说的：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
过一个山坡子松
又走过一个小庙门
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
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
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
拢总
像已交给谁去……
前面天空。
山中水那样清，
山前桥那么白净——
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
自己图画；
乡下人的笠帽，草鞋，
乡下人的性情。
几千年来，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她与爱侣梁思成徒步到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15个省份、200个县，考察了2000座古建筑，莽莽平原、起伏山峦、古刹寺院，处处留下了这对伉俪风尘仆仆的足迹，厚重的一部《中国建筑史》凝聚了二人的多少心血，须知在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山路崎岖，梁思成因车祸腿与脊椎受伤，林徽因则身患肺病，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拖着病弱的躯体，奔波着、辗转着，这是爱情的力量，是信仰的坚守，更是使命的召唤。
几千年来，中国有关建筑技术方面的书籍仅有两部，一部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另一部是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为了填补历史的空白，在那战乱频仍的年代，她与爱侣梁思成徒步到山西、河北、山东、浙江等15个省份、200个县，考察了2000座古建筑，莽莽平原、起伏山峦、古刹寺院，处处留下了这对伉俪风尘仆仆的足迹，厚重的一部《中国建筑史》凝聚了二人的多少心血，须知在那个年代，交通不便，山路崎岖，梁思成因车祸腿与脊椎受伤，林徽因则身患肺病，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拖着病弱的躯体，奔波着、辗转着，这是爱情的力量，是信仰的坚守，更是使命的召唤。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金岳霖喜做对联，常把朋友们的名字嵌入对联中。有天，他走在院中，忽听头顶有人叫“老金，老金”，他一抬头，只见思成和徽因正站在屋顶上，原来这二人为以后外出考察做准备。金岳霖特意为此送他们夫妇一副对联，上联是“梁上君子”，下联是“林下美人”。梁思成高兴地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否则怎么能打开新的研究路径，不还得纸上谈兵吗？”而林徽因则略有不快地说：“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是呀，几千年来中国女性都处于被动、从属的地位，而这，决不是她想要的，她要做的是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有思想，有个性，有原则，对待生命认真，对待信仰执着，诗意而不乏质朴，高贵而不失优容。且看这充满豪气令人热血沸腾的诗句，很难相信是出于这样一位柔弱的女性之笔：
但我不信热血不仍在沸腾；
思想不仍铺在街上多少层；
甘心让来往车马狠命地轧压，
待从地面开花，另来一种完整。
还有——
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
思想像孤独的阿拉伯人；
白袍，腰刀，长长的头巾，
浪似的云天，沙漠上风！
难忘书中这样一个片段：梁从诫与林徽因母子在1944年日军攻占贵州都匀逼近重庆之时，城内人心惶惶，从诫问妈妈：“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从诫急了，又追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徽因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地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这段对话使我沉思了许久，这样淡然的对话，出自这位深爱子女的慈母——一个诗意满怀、优雅知性，在艰难乱世中贫病交困却依然铁骨铮铮的女子之口，真正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怎不令人震憾！这番话，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真实写照吗？
解放后至1955年去世前，林徽因又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成为新中国国之大器的象征；参与景泰蓝的抢救，使这个代表中国艺术极高成就的“国宝级”工艺重新被发现、发掘，重放异彩；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华彩乐章。这三项工程只是她一生诸多成就中的一部分，更多的则凝结在《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等厚重的建筑学学术论著中，此外更有一条由美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与书信记录铺就的诗情画意的心路历程。在她长眠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绽放着她人生中最后的作品——牡丹、荷花和菊花，象征着女性的高贵、纯洁与坚韧，也是对林徽因——一个一生都在行走、一生都在追求，从不放弃信仰，永远坚守自我的女子永恒的纪念。“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是对她一生最好、最美，也是最恰的评价。她，永远是我，相信也是许多人心目中最敬仰、最敬佩、最尊重的一位完美的女性，一个来过、活过、爱过的灵魂不死的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