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参加了一回正式的读书会，结束后主持人说要出发去喝酒时，脑海里忽然浮现起在浙大跟着冯头和朋友们一起读书喝酒、谈天到深夜的画面，很是想念。简单来说，除了由于语言能力不足，很难充分讨论和理解之外，在日本参加的这次读书会一切都尽如人意。好在拿到了两位发言人的发言提纲，可以稍作研读补充。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题目很容易让人发生曲解，尤其是“起源”一词的使用，下意识地将其认为是一部关于“极权主义”的历史叙事作品。阿伦特自己明确阐述，她所做的并非历史叙事，而是基于历史事实对“极权主义”的机理展开的逻辑剖析。在阅读本书时，明确这一点对充分理解书中内容十分重要。
第一位发言者是立命馆大学的百木漠研究员。发言内容集中在对第一部分“反犹主义”的细致分析。犹太人为何会遭遇德国纳粹的种族屠杀，首先，阿伦特认为这与近代基于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息息相关。在这里，阿伦特特意区分了这种近代反犹主义和从前基于宗教情感的对犹太人的憎恶。种族主义是由于近代资本主义扩张而衍生出的新事物。基于种族主义的反犹主义兴起，与近代世俗化过程中基于宗教情感的对犹太人的憎恶逐渐消减，是同步发生的事情。这也是阿伦特专门写作第二部“帝国主义”的原因所在。其次，阿伦特认为犹太人对自己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犹太人散居于各国的特点，使得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承担起国家之间资本媒介的角色，在欧洲建立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银行家网络。然而，犹太人过分的关注资本，“作为一无国籍民，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冶事务的能力，造成犹太人政治冷感与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犹太人充分发挥其功能，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一旦功能地位丧失，犹太人却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维护自身的公民权益。更加不幸的是，阿伦特洞悉到犹太人需要面对一个残酷的人性现实：一般人仇恨宣泄的直接对象并非是压迫者，而是没有政治权力同时保有财富的人。基于这些原因，犹太人已经在自己的周身堆满柴火，纳粹只是简单地将火种向其抛去。
第二位发言者是东京大学的水谷洋平研究员。发言内容略去第一部分“反犹主义”，重心在第三部分“极权主义”。
在审视内容之前，先留意一个翻译问题。日本将“totalitarianism”翻译为“全体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在我个人的理解过程之中，“全体主义”是个体（主动或被迫）放弃所有从属全体，“极权主义”则意味着个体（主动或被迫）放弃所有从属于某个绝对权力。这里引起我兴趣的原因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理解，“极权主义”是指向着某个责任源头，而如果是“全体主义”，那么责任主体有种被隐藏的倾向。不过，我想关于这一点应该并没有严肃讨论的必要，查阅一些资料了解到在国内也认可“全体主义”这样的翻译，并且与其起源时带有一些积极意义相吻合，只是较少使用，所以我才初次见到。权作自由联想。
关于“极权主义”，整个发言都围绕着它产生的前提条件与形态特征。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欧洲传统的贵族社会逐步瓦解，由贵族支配和提供庇护的农民大量解放出来。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被破坏。在新的社会秩序成型稳定之前，社会呈现出无组织、无结构的散乱无序形态，这为极权主义的产生营造了环境，为掌握了政权的极权主义者对社会整体控制创造了便利。极权主义者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利用意识形态、秘密警察等手段将社会中的个体消除分化并进行原子化隔离。百木漠研究员在这里联系现实，表达了自己对当下政治的关切，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破坏美国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埋下隐患，他的后继者一旦有极权主义分子出现，将会出现难以预计的危险。这不妨可以看作阿伦特的理论在现实中提供的一点参考。另外，阿伦特所分析的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代表（1929-1945希特勒的纳粹和1945-1953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都是以最高领袖的死亡为结束标志，这意味着极权主义的产生和结束，与极权主义者的个体特性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也增加了统一理论构建的难度。
自由讨论重点集中在阿伦特极权主义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上，如原子化是形成极权社会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如何理解苏联和纳粹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阿伦特的理论在东方社会中是否适用？日本师生的讨论算是积极，两个小时没有任何中断，只是这位牧野老师说话带有奇怪语调，有些像唱戏听不聆清，录音质量也不够理想，遗憾无法理清当场一些颇有意思的问答。
中国的文革时代以及日本的陆军时代都不在阿伦特的讨论范围之内，这恰好给予我们检验其理论的契机。当然，这是建立在将这两个时期的政权也划归为极权主义的前提之上。中国的案例与苏联还有着几分可比性，然而日本的陆军政权有着一个与其他三个政权显著不同的特点：无论是作为极权主义的产生条件，还是极权主义的统治结果，日本社会都没有发生原子化（結晶化），保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是否日本社会的某些结构特征与极权主义的产生条件有着天然的契合？在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当中是否遗漏了某些重要的发生前提？这里值得投入精力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思考。
阿伦特以犹太人的境遇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通过思辨勾勒出德国纳粹的行动逻辑相对完整。但是作为延伸把苏联整合进理论中时则略显牵强。另外，阿伦特认为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为德国纳粹的极权主义准备了条件，那么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其他欧洲国家为什么没有走上极权主义道路？如果说希特勒个体的存在也是纳粹极权主义诞生的前提，那么是他所在的历史环境因素决定了个体的产生，还是他个体的强烈意志施加在历史上的影响。当思考的对象并非个体而是共同生存的群体时，我们需要从前者出发找寻所需要的答案，或者说，我们在为个体意志的得以展现寻找环境成因。
让我们暂时回归本源，在"totalitarianism"诞生之时，它的意涵是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存续发展。也许“全体主义”更加贴近其积极语义的一面。这它在共同体内萌芽时，意味着需要让共同体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意识到面临着同样的威胁。生活中的寻常经历就能够帮助我们印证，“全体主义”实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比如不久前北美哥伦比亚大学的少数中国留学生个体的宿舍铭牌被撕毁，很快这份恶意被理解为针对中国留学生整体的种族歧视，继而迅速的出现了有组织性的集体回应，以中国留学生全体的名义发声。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也包括了韩国等其他亚洲留学生。在能看到的英文回应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以亚洲留学生全体的名义做出的陈词。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亚洲留学生”，这里都存在这一个对全体的定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作为信息的受众，都有一个属于或不属于其中一员的自我判断。当自己判断属于这一全体时，下意识里也对这一整体的做出了一致行动的承诺，至少某种意义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颇为离奇，尽管多数人却颇为自然的顺从其中。撕名牌事件的目标是亚洲留学生，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找到作案人及其具体作案动机的确切消息。中国留学生群体在做出反对种族歧视的发声之后，下一步是开始进行解释中文名字的行动，甚至可以说形成了颇有组织和规模的群体运动。种族歧视和释名运动之间的联系在于，有人提供了“对中国人种族歧视的原因是中国人的名字发音困难”的解释。这样的逻辑看似合理，却有其吊诡和不必然之处。我们对事件整体进行一些反思：
首先，将作案人的动机迅速定性为种族歧视本身便有不妥之处。只是在美国政治正确大环境之下，当它一出现成为话题时，就必须有不容争议的清晰的公共立场，以致于在此事件当中它是否真的是作案人的原始动机已经不再重要。其次，关于种族歧视原因的解释，名字发音困难相对于由来已久的身份优越感、或是亚裔加剧就业竞争等来说，显得莫名其妙却转化成了颇具规模的一致行动。最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种族歧视似乎逐渐地被遗忘，没有人在担心比撕名牌更恶劣的攻击事件发生。弱势且应怀恐惧的个体成为全体的一员后，变得满腔热情。我们听到的声音已经变为了“请记住我的名字，它的背后有着曼妙的意涵，我为它而感到骄傲”。
这个事件简短微小，在人类社会整体的历史上犹如泡沫般不起眼，然而它和那些巨浪受着同样的规律支配。德国人在一战后的境遇，尤其是法国人在赔款等问题上的不依不饶，让德国人整体被欺压和有着存续的威胁，全体主义的诞生是现实必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国家（或者说民族）所受政治经济艰难境况做出的解释是，德意志民族正在受资本操纵，尤其是国际犹太人资本集团。他认为“资本要为民族所用，唯有伟大的民族，自由与发展，才能使资本对国家，也就是整个民族做出贡献”。纳粹的极端爱国主义、人种论等应运而生。在纳粹诞生之初我们看到的是德国人整体，尤其是青年，在这些理念的鼓舞之下热情忘我的投入其中。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早已经将自己的理念详细阐明，如果人们能及时注意到也许就能够免去那场人间灾祸。就个体而言，也许有可能对希特勒有足够的警觉；但就群体而言，夏伊勒的说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人们正是详细聆听他的解释，跟随了他的理念才开始变得疯狂。我这里所做的只在试图理解事件发生的当时，如同阿伦特后来所论及的“平庸的恶”一样，丝毫没有为纳粹所犯罪行辩护的倾向。
我认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胜在材料组织和论述结构，但在现实借鉴意义上有很大局限。阿伦特并没有从普遍层面上给出让人信服的极权主义产生和发展逻辑，直至今日也不见得能够盖棺定论。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飘渺的命题，历史与我们并不遥远，现实中也有ISIS的存在。理论的空间和现实的变数对后来人来讲同样宽广无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