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读书笔记及心得感悟
关于本书：
本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身兼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双院士，不仅是生理学家，还在鸟类和语言学研究上取得过重大成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这本书是贾雷德?戴蒙德的代表作，开创了其标志性的“以气候、环境、物产、科技”等视角研究人类历史的模式。
本书的写作源于1972年他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遇到的一位当地知名政治家耶利提出的问题。耶利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为了回答耶利的问题，贾雷德?戴蒙德花了25年的时间写成了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系统阐述了为什么欧洲如此发达而非洲却如此贫穷？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不是其他形式？为什么跨越大洋进行征服和杀戮的是欧洲人和亚洲人，而不是美洲和非洲的土著？
贾雷德?戴蒙德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为我们分析了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指出了以往我们所知的很多理论性误区，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先来讲一个关于欧亚大陆征服新大陆的故事。
1519年，西班牙人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率先到达了秘鲁，开启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远大征程。当时统治美洲的是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西班牙政府的这次远征可以说是毫无胜算。然而，在最初到达美洲的那批人的大肆宣传下，西班牙政府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财富越发渴望，于是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征服战争。
1531年，西班牙探险家弗郎西斯科?皮萨罗在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支持下，率领一支仅有168人的军队到达了美洲。虽然战争的过程曲折、艰难，但当时的印加帝国对西班牙一所所知，较低文化程度所形成的狭隘思维，使得印加军队在多次战役和决策中失误。同时，一场肆虐全国的流行病杀死了印加帝国皇帝及其指定继承人，导致了帝国内战。最终，皮萨罗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依靠骑兵和枪炮所形成的军事优势，在著名的卡哈马卡战役中取得了巨大胜利，顺利征服了印加帝国。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的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以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
简而言之，征服的秘诀就是“枪炮、病菌与钢铁”！
那么，为什么欧亚大陆相对于新大陆有着如此显著的优势呢？作者从四个方面给出了答案：
一是不同大陆野生动植物的差别导致粮食生产发展的不同程度。
二是粮食生产推动人类社会逐渐演化为国家这一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在宗教的帮助下得以不断巩固。
三是粮食生产的发展和传播影响了文字、技术和病菌的发明和传播。
四是文字、技术和病菌影响了不同大陆上不同民族的胜负兴衰。
一、人类发展源于粮食的生产
粮食生产源于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人类驯化小麦、豌豆、橄榄以及绵羊、山羊，实现粮食生产是在公元前8500年的新月沃地。那么，人类为什么放弃狩猎采集，转而从事粮食生产呢？
作者的推断是：最早的狩猎采集族群在过去的13000年时间里，猎杀了绝大部分野生动物，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农业生产的方法、工具和设备，从而使粮食生产具备了物质条件。当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时，他们开始一边狩猎采集一边种植粮食，并从中发现了对植物进行驯化可以获得的其他好处，从而逐步向粮食生产倾斜。同时，粮食生产推动的人口增加，又进一步强化了粮食生产的必要性。
所以，粮食生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人类在就如何分配时间和劳动力这一问题上，不断选择和积累的产物。
一旦某地区出现粮食生产，邻近地区的狩猎采集族群要么被粮食生产者所取代，要么为了生存采纳粮食生产的办法。于是，粮食生产逐渐传播开来。
二、平等主义终于政府和宗教
粮食生产不仅使人口大幅增加，更推动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而组成了复杂的社会系统。人类历史从此遵循着族群—部落—酋长管辖地—国家的发展进程，从平等主义逐步过度到盗贼统治。
最初，无论是几十人组成的族群还是几百人组成的部落，都是一种非正式的、“平等主义的”政府制度，没有行政系统、警察部门和税收机关。随着部落人口的不断增长、部落与部落之间协作和冲突的不断增加，酋长管辖地在竞争与妥协中产生。
酋长管辖地在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如灌溉系统、安全保护的同时，将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了上层阶级手中——国家的雏形在此基础上产生。
与国家共同成长的是宗教。依靠宗教的力量，统治者维持其权威和统治，为财富转移进行合法辩护，在社会内部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避免人们互相残杀，并催生出愿意为他人牺牲的动机。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澄清一些关于国家的错误认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任何说明。而实际上，直到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和族群的天下。
卢梭认为，国家是按照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利益后，自愿废除其较为简单的社会。但事实上，较小的单位只有在征服或者外在的胁迫下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
所以，人类其实是为了解决冲突、实现共同决策，以及基于经济因素和生存空间的综合考虑，才会逐渐选择中央集权。然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实现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三、世界的角力始于文字、技术的发明和传播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苏美尔楔形文字、玛雅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由于发明文字非常困难，文字最早仅独立出现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和中国，然后以“蓝图复制”和“思想传播”两种途径，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所谓“蓝图复制”，就是对已有的文字进行复制或者修改；“思想传播”则是把创造文字的思想接收过来，然后重新创造细节。
不仅文字以这两种方式传播，技术传播也同样采取这两种途径。大部分复杂的技术都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的速度快得多。
这里，同样需要澄清一些关于发明的错误认识。
人们常说，“需要乃发明之母”。贾雷德?戴蒙德却通过众多的事例告诉我们：事实恰恰相反。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从来没想过要用它来录放音乐。20年后，留声机因为可以用来录放音乐而被人们接受。1866年，奥托造出了第一台燃气发动机，但直到1885年戴姆勒才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了第一台摩托车，而发动机用于汽车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伟大的发明家不过是在前人的肩膀上创造了奇迹。
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只是对从1841年到1878年的其他发明者获得的有关白炽灯的专利权进行改进的结果；在莱特兄弟的载人飞机之前已经有了奥托?利林塔尔的载人无动力滑翔机和塞缪尔?兰利的不载人动力飞机；在塞缪尔?莫尔斯电报机之前已经有了约瑟夫?亨利等的电报机。
四、历史的轨迹成于大陆轴线的走向
由于大陆轴线的影响，粮食生产以不同的速度从起源地传播出去，并间接影响了世界各地文字、技术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
从地图上来看，非洲和美洲大陆主要是南北向，地理和生态上支离破碎；而欧亚大陆轴线则主要是东西向，陆地之间不存在海洋、沙漠、高山等严峻的地理和生态障碍。
由于生长的野生动植物种类丰富，欧亚大陆最早开始拥有粮食生产，其中心包括新月沃土和中国。东西向的主轴线又使得粮食生产和许多发明得以较快地传播到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众所周知，技术具有自我催化的特性，所以最初技术领先的地区势必成要比技术落后的地区发展得更加迅速。
所以，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成就了其自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系列巨大的领先优势，而其中的原因不过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非那里的人特别聪明。
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作者关于野生动植物驯化和病菌的论述。这也是我认为全书最有趣的部分。
驯化中的安娜?卡列琳娜原则
野生动植物的驯化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先决条件。野生植物的驯化奠定了人类粮食生产的基础，野生动物的驯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粮食生产，使得先实现动物驯化的人类在征服和杀戮中占尽先机。
那为什么我们驯化的是小麦、大麦和牛、羊，而不是其他？
贾雷德?戴蒙德认为，可驯化的动植物都是可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植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这就是安娜?卡列琳娜原则。
首先，野生植物的驯化是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角力的过程。植物具有传播种子的专门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植物种子利于反而而不利于采集。被驯化的，都是发生突变导致缺乏这种机制的野生植物。
植物被驯化需要三个要素：一是生长速度快，二是易于被人工选择，三是人工选择的突变基因能够顺利遗传。
以小麦、野豌豆、杏树和橡树的驯化为例：小麦生长速度快而且产量高，而橡树生长缓慢，三四年才能结果。野豌豆生长密集，人类在采集过程中很容易发现变异植株，而橡树生长过于分散，人类很难发现符合驯化需要的突变橡树。杏仁的苦味是由单一基因控制，人类将不苦的杏仁种植后，极有可能至少一半的杏仁是不苦的，而橡实的苦味则由多个基因控制，种下不苦的橡实，极有可能长出全是苦味橡实的橡树。所以小麦、豌豆、杏树被驯化了，而橡树至今仍未被驯化。
接下来再说说野生动物的驯化。
可驯化的野生动物，书中主要是指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具有以下特点：日常食物易于获取；生长迅速；适宜圈养繁殖；性情温和、不易受惊；喜欢群居并且成员之间存在完善的优势等级。
基于上述特点，人类在选择驯化动物时，淘汰了处于食物链上游的老虎、生长速度慢的大象、不易繁殖的南美小羊驼、性情暴躁的野驴、容易受惊的羚羊、不爱群居的犀牛。
正如圣马太所说：“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已知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驯化了狗、绵羊、山羊、猪、牛、马、驴等14种，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所向披靡的病菌
野生动物的驯化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肉食、奶制品、毛绒、肥料、皮革以及犁具牵引动力、陆上运输工具、军事突击手段，还为欧亚大陆的人类征服新大陆带去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尽管这份“礼物”也曾经夺走了欧亚大陆上无数人的生命。
人类圈养家畜的行为，以及在实现粮食生产后，人类所采取的群居生活方式，使得原本寄生在野生动物身上的病菌成功地转移到人类，并造成了大规模的传染病和死亡。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的流行病是在一战结束时杀死了2100万人的流行性感冒。时间再往前后退300年，黑死病曾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整个近代史中出现的流行病，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无一例外都是由动物疾病演化而来。例如，麻疹、肺结核、天花病菌来自牛，流行性感冒、百日咳病菌来自猪、疟疾病菌来自鸡鸭。
在驯化野生动物的漫长过程中，欧亚大陆的人对家畜所携带的致命病菌逐渐产生了抵抗力，而这些病菌在没有实现动物驯化的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新大陆所向披靡。在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土著民族中，死亡率至少在50%至100%。伊斯帕尼奥拉岛的800万印第安土著，在哥伦布到达后的40年后，就在地球上完全消失了。
如本篇开头写的一样，病菌在征服战争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威力。1519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率领600人登陆墨西哥，企图征服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人。尽管西班牙人凭借其军事优势取得了一定战果，然而1520年流行的天花，杀死了阿兹特克帝国近一半的人，最终西班牙人不战而胜。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源自同一祖先的人类正是经历了漫长的选择与被选择的过程才走到了今天。
作者通过这本书回答了耶利的问题：粮食生产以及社会之间的竞争和混合，产生了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直接动力——病菌、文字、技术，以及政府和宗教。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如同下棋，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小步都会折射出巨大的差异，而每一小步都受到了来自环境因素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