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锐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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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是拨一毛而身为之变，牵一发而千钧尽出。历史学家黄仁宇选取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公元1587年为切入点，以一种“大历史”观描摹了万历年间群星闪耀——皓月坠入山峦，群星闪耀，能否于弓之未满力挽狂澜？如遇冰山一角，一触即发。
神宗与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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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神”字的含义是“圣不可知”，原指德行之高，令百姓不知如何评价，少有帝王称得上这等功绩，故有人说这是寓贬于褒，讽刺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
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明神宗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看这位皇帝的行径，竟颇有些像一个任性赌气的小孩子。这听起来有些荒诞，但事实上，万历皇帝不就是个一直长不大的孩子吗。明穆宗驾崩，9岁的朱翊钧即位，这位小皇帝就在张居正的辅佐与庇佑下学习着为君之道，张居正正是严师的典范。而对于张居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有着皇帝最大的信任，张居正又与大伴冯保结成同党，也许就是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让张居正大权独揽，而小皇帝其实君权旁落，等到后来，张居正去世了，身败名裂了，但他带给万历的阴影却始终挥之不去。万历还是无法真正的成长，“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发觉他摆脱了张、冯之后所得到的自主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对于一个试图做出改变的当权者，没有什么比无能为力更使人绝望。万历年间税收制度混乱冗杂，这是自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沉珂旧疾：县一级辖区税收孰高孰低？土地几经流转，所有权如何处置？旧税未清，新税之累，加之行政体制上的罅隙，构成了文官以仁义道德相标榜又为体制漏洞所引诱的双重人格，层层关节盘根节错，令人窒息。这种制度下，万历皇帝朱翊钧永远不能成为一代伟大的帝王，他永远无法成长，所以他只能以一种像是孩童任性的反抗的方式来宣泄一些内心的变态与压抑。时间轴再往后推，到了万历末年，从楚党领袖人物吴亮嗣的一封奏疏中可以看出这位皇帝更深的暴躁与悲凉：“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身为天下之主，左右他人生死，亦听凭命运摆布。
至于张居正，他对于这种制度，一直存心改变，但到了他身死的那一天，他的改革也未能完全成功，帝心已失，一时间文官们疯狂地反扑清算，如秃鹰分食腐尸，任他生前手眼通天，还是握不住最后的的缰绳。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肯定张居正，但仍称他“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又谈到“张居正的运动不能算是整体的改革或局部的改革，它不过重整纪律而严格地奉行节俭。”梁启超于1908年写作《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同列。王世贞“心服江陵之功”，但在《嘉靖以来首辅传》批评他：“器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他妄图以一己之力匡正一国之颓势，自然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以此看来，一个人哪怕再强势，也无法与大环境下的长期形成的制度对抗，除非联合众人、能忍耐过漫长的时光和蛰伏的牺牲，而偏偏张居正太过刚愎自用，急于改变现状，心有华夏却未有肱骨臂膀，堪堪杀出一条血路亦不能久矣。横渠四句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传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张居正心性可用首尾两句作评，宏大如巨幕，其人炬若彗星，然皓月已落。
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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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中》写下的其他人物也多是牺牲在这种可怖的制度下，譬如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海瑞，海瑞的耿直诚实之名如今妇孺皆知，当真是两袖清风，当真是铁面无私。但为何这样的官员楷模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成了一个悲壮的悲情人物呢？因为海瑞的道德是如此的高，以至于旁的人甚至要仰望他，拍马也追不上他，或者说，他们只愿意仰望他，而从未打算效仿他，换一句冠冕堂皇些的话，海瑞“不协于公论”，他与周遭的官僚是那么的不同，对其他人来说，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他与当时的制度、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而他也从打算去找一个折衷之法去迎合它，所以他必然是要遭受排挤的，必然是无法得到重用的。而更直白地讲，圣旨尚不能说明皇帝的判断高于常人，道德的高低亦无法建立绝对的权威，无法为别人所承认，所以圣贤不能代替法律，况且人非至圣，“以熟读史书的文人治理农民，这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总而言之，个人道德之长，是不能补救制度之短的。这就是海瑞的悲剧命运之所在。
李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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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年间群星闪耀。记得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录》里写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万历年间的李贽被人奉为“性格巨星”着墨提及，想必定是一个洒脱不羁的风流人物，又是否快意一生呢？事实上，李贽在自我矛盾中于狱中自刎而亡。关于李贽，争论一直未曾停歇。
《四库全书》里说他：“贽非圣无法，敢为异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颇荣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故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而公安三袁又奉他为自己最崇拜的偶像，袁宗道写道：“读翁片言只语，辄精神百倍，岂因宿世耳根惯熟乎？”，袁宏道赞道：“发挥天真自心，扫荡酸腐之气，慨然醒世，勃然通民。”袁中道在《李温陵传》里为他叹息：“……骨坚金石，气薄云天；言有触而必吐，意无往而不伸。嗟乎！才太高，气太豪……”
李贽这个人物本身表现出了一种矛盾性，他关心这个时代，却又消极悲观得令人惋惜。他的这种自相矛盾在他的学说中也可窥端倪，他的学说一半唯心，一半唯物，学说前后立场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这可能由于他的宗族逃离，相对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却没有找到自己追求的独立。他企图从当时的社会形态跳出未果。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距离。王学与朱学的博弈，在李贽这里，道德不再是标杆，听凭个人良心。灵台蒙尘，何不潇洒燃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章专论李贽说：“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性格经历大相径庭，但这命运写下的悲剧与前述人物并无二致。
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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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群星闪耀。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这之后发生的事情，都在大时代背景推波助澜下，冥冥之中一环接一环尘埃落定，当事人无法再发声，后人只得从细微末节之处再来推断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以今人的角度思考和评判那万历年间发生的或传奇、或荒诞、或悲剧的历史故事了。万历十五年，群星闪耀，然萤火之光怎奈日薄西山！权力的至高者茕茕孑立，无私的改革者抱憾终身，固执的坚守者郁郁寡欢，洒脱的哲学家苦海难逃，有此类者，直当一哭，非哭其私，为天下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