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读史”随笔】
司马迁的初心追求和使命担当(上)
□郭文剑
历经两年有余的史海沉潜，“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终于研读完毕。掩卷回味，司马迁先生当初著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初心追求和“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使命担当，穿越2000年的历史时空，犹在耳边铮铮作响。《史记》收官之作《太史公自序》加上司马迁后来写给狱中好友任安的那封著名书信《报任安书》，构成了东汉班固《汉书》中原汁原味的《司马迁传》，结合起来看，一个有血有肉、励志践诺、忍辱负重、矢志不渝的司马迁跃然纸上、激荡人心。
(一)司马迁的初心追求源自父亲言传身教
司马迁追溯自己的司马家谱，追到了五帝之一颛顼分封的管天管地的重黎，说重黎后裔在周朝周宣王时期因为失去主管天地的职守而有了司马氏，只是“司马氏世典周史”的说法被后人证明有些虚夸，但是这种说法似乎深深影响了司马迁及其父亲的人生选择和追求。
其实，上溯司马迁的前八代祖宗，八世祖是秦国伐蜀立功的将军司马错，六世祖司马靳作为秦将白起的副将打过著名的长平之战，曾祖父司马无泽当过西汉长安一个市场的市长，爷爷司马喜当过五大夫，前六代好像都跟修史无关。
问题的关键出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身上。司马谈曾师从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学、师从阴阳家杨何学习《周易》、师从道家黄生学习道家学说，因学识渊博在汉武帝初期被征召当上天官太史令。司马谈太史令的一大学术贡献是把当时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的治世学说要旨和利弊掰扯得一清二楚，总体看有些偏向道家:
--阴阳家夸大灾祥而忌讳很多，说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条规禁忌，“顺之则昌，逆之不死则亡”，未必如此，所以“使人拘而多所畏”。但其阐述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顺天应时不可失是有道理的。
--儒家以《六艺》为准则，传经者成千上万，学说庞杂，“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所以说其弊端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但其明确的“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其他百家也不能不认可。
--墨家崇尚尧舜之道，让天下人都学远古尧舜的节俭做法，看不到“世易时移，事业不必同”，因此其学说“俭而难遵”。但其提倡勤俭持家的思想是对的，谁也批驳不了。
--法家主张不分亲疏贵贱一概取决于法令，这就造成“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因此其学说是“严而少恩”。但其讲究君臣有序、职责分明，是值得采纳的。
--名家过分在乎名分而违背人情事理，因此其学说“使人俭而失真”。但其由名及实、由表及里的验证考察办法，是可取的。
--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做起来容易，说起来不好懂，但其能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集阴阳、儒、墨、名、法等诸家学说之所长，“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不管后人信不信“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谈深信不疑，曾对儿子司马迁说，咱们的祖先是周室的太史啊!再往前面说，远古唐尧、虞舜、夏禹时期就曾掌管天官功名显赫，只是后世中途衰微。复兴祖上荣光，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咱们父子这两代身上了。
司马迁也是深信不疑，而且从小就做好了担当使命的知识和阅历储备--“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凝，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可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司马迁才学突显，很快成为汉武帝身边的郎中秘书，曾奉旨西征巴蜀以南地区和南略邛、笮、昆明等地。
公元前110年，汉武大帝“接千岁之统”、行泰山封禅大礼，这是永垂史册的大事件，但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竟没有资格伴驾记录见证，这让司马谈大失所望，“故发奋且卒”，意思是气个半死，见了从外地出差回来的司马迁，便在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儿子做了口述遗嘱:我死后，你必定会接班当太史令，一定不要忘记我所打算的著作啊!而且上升到了孝顺的高度，说孝道分三种境界，侍奉双亲是开始，臣事君主是其次，最终是立身扬名。扬名后世，使父母分享光荣，这是孝道中的最高境界。还把自己毕生追求却来不及完成的著作选题做了交代，说周朝幽厉王之后，王道缺失、礼乐崩坏，多亏孔子修复旧业，整理《诗》《书》、著作《春秋》，天下学者都以他为榜样。但是，从《春秋》所记载最后期限鲁哀公十四年以来，至今又过了四百多年，其间诸侯互相兼并，战事不休，历史记载无人过问。而现在汉朝兴起，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辈出，我做太史令却没来得及梳理记载，从而断绝了天下的历史文献，所以惶恐不安、死不瞑目，你多加考虑吧!
司马迁哭着接过父亲传过来的接力棒，庄严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意思是小儿不才，谨听教诲，愿全力以赴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缺少省略。
(二)司马迁的使命担当体现忠诚践诺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28岁的司马迁接班当了太史令，开始大量接触和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心中燃烧着传承父亲遗志、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熊熊火焰。他说:先父遗言，自周公去世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后到今天又是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往昔圣世事业，也像孔子一样整理《易传》，吸取《诗》《书》《礼》《乐》的精华吗?谆谆告诫，用心良苦，当仁不让，我怎敢推脱这个历史重任呢?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司马迁早已成竹在胸，尤其是对孔子编撰整理的儒家经典“六经”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这为他后来开辟中国历史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打下了基础。
司马迁认为，儒学“六经”中，《春秋》一书，“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意思是说，无论从思想高度来说，还是从一般内容来讲，《春秋》讲述的都是王道最重要的内容。《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节人)，《乐》用来启发人的和乐(发和)，《书》用来记述政事(道事)，《诗》用来表达情意(达意)，《易》用来阐明变化(道化)，《春秋》则用来发挥道义(道义)，拨乱反正，只有依赖《春秋》最合适。《春秋》微言大义，“文成数万，其旨数千”。“《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国家君主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不能看清分辨谗邪小人和乱臣贼子;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遇到事变不能适当处理和随机应变。总而言之，《春秋》这部经典，确实是“礼义之大宗”。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来源:商丘日报
编辑: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