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是建国后晚清近代史研究的显学，然而受时代所限，当时的论述（包括教育）往往为意识形态所裹挟，先入为主，突出表象却模糊其本质。近年来的研究，学风渐正，正如恩格斯的名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张鸣教授的这本《天朝梦魇》（重说中国近代史系列的一部），亦从几个不同的层面，切入这场运动并分析其根源，在深入浅出的分析中，解释了其在不经意间对中国近代史的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以下略摘其一二，确为学习历史、理解历史提供了别样视角。
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元朝，直至明末，凭借向中国权贵阶层介绍一些西洋科技成果，才算小有气候，不过，其影响也仅限于士大夫,。由于天主教的教义所限，《圣经》不能翻译，不能让信徒按自己的意愿理解上帝的福音，这显然难以在广大的中国中下阶层获得广泛传播。19世纪，新教进入中国，往往以行医作为传教工具，同时通过对《圣经》的翻译，使之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但毕竟影响有限。或许，对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影响，就是恰巧在传教的过程中，遇到了洪秀全，一个屡试不中的半吊子读书人，而当时的洪秀全，又恰巧科举再次受挫，在1833年广州府试的贡院门口，拿到了一本梁亚发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的《劝世良言》。
而如果没有中国地域传统的土客之争，而紫荆山又不那么恰巧的作为广西土客矛盾的突出之地，或许洪秀全和他的拜上帝教，会向清末中国众多的民间教门一样，偏安于广西一隅，逐渐淡忘于江湖。当然，历史没有太多“或许”，一系列的恰巧和偶然之后，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事了，顺利北上，进入两湖，建都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从中我们不禁要感叹“偶然”和“恰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一场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运动，却在不经意间对中国近代史形成了诸多潜移默化影响，为历史洪流提供了意料之外的出口。比如，如下的两个例子，使得我们对太平天国运动增加了一些思考的视角。
天下不幸上海幸，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把上海定为中外通商的五口之一，1844年，英国商行进驻以后，不到10年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了广州，但其跨越式的发展，迅速成为远东第一商埠，却要归功于太平天国。1853-1860年间，太平军开始进军江浙两省，经济凋敝，大量难民涌进上海的租界，而太平军与洋人之间所谓“教友”的微妙关系，使得太平军错失了占领上海的最佳时机，上海成为战时的绿洲，洋人冒险家蜂拥而至，这座昔日的小县城，成为孤悬于中国的一块资本主义一块飞地，并从此，奠定了其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
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晚晴的绿营军的腐朽已失去了战斗力，否则也不会任由实际战斗力只有3000人的太平军突围广西，挥师北上，迅速做大。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是地方武装，其代表是曾国藩的湘军和其学生李鸿章的淮军，为解决军费问题，清廷政府只得默认一些体制外的运行机制。比如，太平军对洋人的天然友好，使得无论是清军控制区，还是太平军控制区，只要挂上洋人的旗帜，商船和贸易活动就依然活跃，这是湘淮军赖已生存的厘金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在上海，海关由洋人管理，关税改革使之逐渐成为稳定的财政来源，支撑了湘军、淮军的现代化。虽然评定太平军后，曾国藩自释兵权，解散湘军，成为中兴名臣的楷模，但李鸿章、左宗棠却没有效仿，从此，督抚有了兵权和财权，晚清的格局就此改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先与洋务运动的起步，曾左李张，晚晴四大名臣拥有了兵权与财权，成为推动洋务运动和启迪中国近代工业化萌芽的中坚力量，其实也要间接归功于太平军。
太平天国，本就是一场异常农民暴动，在王朝的末世，兼之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具有多重维度、不同深度的影响，尽量从多个视角去理解问题，也应该是我们在读书中需要不断培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