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东坡传》六七八九章，其中有三章林语堂拿出来写王安石变法。作者觉得“王安石变法”深度影响了苏东坡的命运，因此对王安石变法前后及整个过程交待的极为详细。但是看完这三章，平某还是比较疑惑，对于为什么要变法，变法的时代背景和目的，以及变法的后评价，林语堂因为写的是“苏东坡传”，因此我感觉在这些方面是含糊的。
呵呵，正好手头有同时购买的《中国大历史》，可以做伴读。
看完黄仁宇“北宋，大胆的实验”，对王安石变法的以上历史背景轮廓，渐渐清晰：
北宋时期，中国仿佛进入现代，物质文化蓬勃发展。开过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军备，应应付来自辽河西夏的威胁。但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
林语堂更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折腾，加速了北宋的灭亡，当然，作者的主观情绪上对王安石是反感的。但是我在想啊，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啊，是因为大宋这个国家大型国有企业，快混不下了啊，肯定是出现问题了。不然他的一席话，何以点亮宋神宗？那时皇帝也小，不过二十岁，确也容易被洗脑。但国家的积弱是根本的历史背景。
黄仁宇分析，北宋要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赵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不用着说向东北和西北延伸到中亚的腹地。对此，黄仁宇认为根子在五代十国动乱时期，石敬瑭向外乞援，割让燕云十六州（长城以南一线连同北京）给契丹，付出的代价意义深远，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四百年。平某认为比较直接的话说，就是这一政策，几十年间，由于农耕汉化，把游牧民族培养成了半游牧民族，人家牛逼起来了。
所以北宋的三百一十九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够得的和平。这让年轻的神宗皇帝和王安石很不爽啊，他们想发展经济，“企图挽回这种颓局”，当神宗皇帝与王安石对谈时，因为两者都有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之国防之着眼，因之一见如故。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人和”的条件。
变法自然是失败了，无它，王安石的设想，超过了时代的限制，那个时代配不上王安石。
黄仁宇总结说：在20世纪末页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的九百年，中国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方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了可以信用借款的方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只是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可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王安石的变法没有引起社会的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所以黄仁宇只能感叹：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宋代的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们的实验与他们的奋斗。这种时代的矛盾，使两者都受挫折。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拿出三章写“王安石变法”，落脚点和黄仁宇不同。老林主要围绕“朋党与党争”，评叙了当时的事态经过。我看到的基本结论是，王安石智商可以，情商太差，用了一帮小人，把自己和事情都搞砸了。作者专门罗列了双方阵容，支持变法的这里除了神宗皇帝，剩下都是一帮小人和亲戚；然则反对派那里，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单是这三个重量级大佬，足以窥见阵容豪华。苏东坡？当然也在反对派那里，但那几年，小苏也就三十出头，还算不上反对派的重要力量，但站队的结果，是“有难同当”的，小苏通过上奏折，出讥讽变法的考题，曲里拐弯激怒了王安石，被皇帝一纸调令，派往杭州任太守去了。而这也正是苏东坡梦寐以求的。
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死磕了一辈的老对头司马光有话说，他在卧床病重之时，以宰相的地位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说到“变法”，我脑子里一直蹦跶的是“创新”，不同年代表述不同而已，放在三十年前就叫“改革”，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这些都是让人振奋，心潮澎湃的词汇，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尤其在当下，每一刻都在“改”和“变”。隔过900多年来看王安石，我只能写下“那个时代配不上他”的结语，其实这样的人物一直以来都有，放到现代就是朱镕基王岐山，要这么说，王安石也许就是他们穿越过去的，只是现代的老朱和老王，要比王安石幸运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