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两件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提倡救亡图存。但随着时间推移，事实和史料，这两件事，反而越来越模糊。
新文化运动，经过作者王奇生研究发现，原来竟然发源于一个曾经命名为《青年杂志》，后来命名为《新青年》的一个小型报刊。但这个小型报刊，竟然点燃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变革火焰，不得不说，虽然是偶然，但确实是社会巨变的反应。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混杂；同一个人，可能身兼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既是社群主义者，又是个人主义者。这确实当时生活的一个特别形态。
五四运动，更是一层“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观念上的变化。五四运动，原来只是为了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不公正的待遇。但这次运动，竟然直接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
传统中国的生活，现实角度来讲，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士绅社会阶层，同时，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对于个人来说，国家的力量很远；对于国家来说，个人的力量非常小；同时，国家对个人的影响很有限，个人对国家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对于个人来说，天高皇帝远，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对于国家来说，个人只要服从形式上的统治就行了，试图推动国家变革的个人，通常动手痴人说梦。所以，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中国的“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是非常松散的关系，缺乏整合和协调。对于国家来说，个人是一盘散沙；对于个人来说，国家是强大的和不宽容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倡导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凸显。但另一方面，面对国家衰败，民族灭亡的强大危机，个人服从国家，服从整体的思想，成为主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一场全面的抗战，让全民动员起来；抗日战争让个人全面服从国家和组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让个人服从国家和整体的思想，得到全面贯彻。
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革命，之所以成为主流话语，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革命才能让中国避免亡国灭种，让中国进入全面的强大。
革面，成为主流话语，已经占领了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革命，成为一种罪恶。
在革命话语权下，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为了争夺革命话语权，进行了各种斗争。
中国国民党的很多词语都借鉴了中共和苏俄；国民党高喊“世界革命”和“国民革命”，但国民党的革命的解释比较宽泛，认为对社会的改造，是一次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词语，源自苏俄。中共最先喊出“世界革命”和“国民革命”，甚至刚开始，国民党的很多口号宣传都是中共来负责的。但中共对革命的解释，逐渐紧贴“阶级革命”这一主题。
中国青年党，口号更激进，提出“全民革命”这一名词。这一名词，很有召唤力，并扩大了中国青年党的影响。
三大政党为争夺革命话语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然而，现实却是，革命话语权的争夺的胜败，最终由军事斗争决定。
（三）地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中共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走向地下。地下党的在城市和农村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但同时，中共地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各种各样的。
中共的地下党在城市，主要是吸收了知识分子，而不是原来的工人；工人组织中，很多工头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穷苦的无产阶级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力量。
中共地下党在农村，发展可谓是比较散漫的。长期以来，地下党无法吸引太多的农民入党；同时，宗族、地域等观念，严重影响了地下党的发展。
从《革命与反革命》这一书来看，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其实是充满各种无效和合理的，但即使这样，中共依然战胜了国民党，这只能说国民党确实太无能了，也太不会把握时事了。
（四）国民党的实际情况：表明的繁荣的背后是无效
国民党，1927年到1949年，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个政党，一直处于虚假繁荣状态。
国民党的权力最高机构一直在演变，而且，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处于统一和齐心协力状态。孙中山曾经凭借个人权威对国民党全面影响；但孙之后的蒋介石，在孙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通过权威和实际法理的优势，对国民党全面控制。
1927年到1949年，很多大学教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当国民党对大学教育影响有限；而且，由于负责教育的国民党的党的政策的不合理，造成了国民党的政策徒增厌恶，而没有权威。
国民党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国民党本身，并没有有效整合“国家-社会-个人”。孙中山学习苏俄，本意是借鉴苏俄，让中国国民党成为革命的前进动力，
成为整合个人的工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治理国家的基础。但中国国民党，打着“以党治国”的幌子，党治却虚有其表；军队反而成为主体。最后，形成了“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这种无效的结构，导致后来的失败，也算是合情合理。
（五）社会的巨变：民国的现状
民国，经历了社会的巨变。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社会结构入手，剖析了民国社会的巨变。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首先剖析了农村权威（权势）的蜕变。农村传统的权势和权威，由士绅拥有。士绅在传统上，来自于科举考试。但科举停了以后，士绅逐渐由学校和上层权势人物的派生势力组成。
再次，《革命与反革命》剖析了县长为代表的基层长官的变化。县长，或县官，在传统社会上，是直接治理百姓的。民国以后，县长不再直接治理百姓，变成了治理基层官员的官。这表面地方的结构变得复杂，而基层政府变得膨胀。
同时，《革命与反革命》，还剖析了县衙与乡村的政治场景。传统的乡村，是自治的；但民国以来，乡村成为县级政治势力的延伸。区乡保甲成为县衙的附庸和执行工具。
这一切，表明了社会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王奇生先生在研究民国政治生态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统计知识。通过统计方法的展现，客观展示了结构的变化，并展示出了一个可信的结果。这说明，统计学的运用，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六）结语：混乱的时代，会充满生机
读王奇生先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其实，也从另一方面，感觉到了民国时期的混乱。
民国的混乱，体现为几方面：1）思想的混乱。各种思想在一起互相打架，而且，没有一个主流思想，也没有一个和谐的状态。2）权力结构的混乱。最高权力始终是在变化，最高权力的结构也在不停的变化。地方权力结构和基层权力结构也始终在变化。3）治理结构的混乱。治理，不仅仅指上层对下层的管理，还包括下层与上层的互动，上层之间不同主题的互动与制衡。在民国时期，治理是非常混乱的。上层始终无法有效控制下层，下层也无法有效把信息表达到上层。治理结构非常混乱，同时，也非常无效。4）精英录用的混乱。每个社会，都有精英。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精英的发展史。民国时期，对精英的录用，是极其混乱的。传统的科举考试已经不存在了，但新的精英录用方式，一直无法达到有序。
但民国时期，也始终体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现象。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大师辈出；各种英雄人物涌现。
单纯看治理绩效，你会被民国治理的低效所震惊，并似乎感觉无能为力。但混乱的时代，也通常意味着机会。这个时候，如果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并不断整合各种力量，会在混乱的时代，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