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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读后感

(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两件事。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五四运动提倡救亡图存。但随着时间推移,事实和史料,这两件事,反而越来越模糊。

新文化运动,经过作者王奇生研究发现,原来竟然发源于一个曾经命名为《青年杂志》,后来命名为《新青年》的一个小型报刊。但这个小型报刊,竟然点燃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变革的变革火焰,不得不说,虽然是偶然,但确实是社会巨变的反应。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思想混杂;同一个人,可能身兼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既是社群主义者,又是个人主义者。这确实当时生活的一个特别形态。

五四运动,更是一层“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观念上的变化。五四运动,原来只是为了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被不公正的待遇。但这次运动,竟然直接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

传统中国的生活,现实角度来讲,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士绅社会阶层,同时,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对于个人来说,国家的力量很远;对于国家来说,个人的力量非常小;同时,国家对个人的影响很有限,个人对国家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对于个人来说,天高皇帝远,自己想干啥就干啥;对于国家来说,个人只要服从形式上的统治就行了,试图推动国家变革的个人,通常动手痴人说梦。所以,对于传统中国来说,中国的“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本质是非常松散的关系,缺乏整合和协调。对于国家来说,个人是一盘散沙;对于个人来说,国家是强大的和不宽容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倡导个人的解放,个性的凸显。但另一方面,面对国家衰败,民族灭亡的强大危机,个人服从国家,服从整体的思想,成为主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一场全面的抗战,让全民动员起来;抗日战争让个人全面服从国家和组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的让个人服从国家和整体的思想,得到全面贯彻。

(二)革命成为主流话语和革命话语权下的三大政党

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话语

革命,之所以成为主流话语,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革命才能让中国避免亡国灭种,让中国进入全面的强大。

革面,成为主流话语,已经占领了当时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革命,成为一种罪恶。

革命话语权下,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为了争夺革命话语权,进行了各种斗争。

中国国民党的很多词语都借鉴了中共和苏俄;国民党高喊“世界革命”和“国民革命”,但国民党革命的解释比较宽泛,认为对社会的改造,是一次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词语,源自苏俄。中共最先喊出“世界革命”和“国民革命”,甚至刚开始,国民党的很多口号宣传都是中共来负责的。但中共对革命的解释,逐渐紧贴“阶级革命”这一主题。

中国青年党,口号更激进,提出“全民革命”这一名词。这一名词,很有召唤力,并扩大了中国青年党的影响。

三大政党为争夺革命话语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然而,现实却是,革命话语权的争夺的胜败,最终由军事斗争决定。

(三)地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

中共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走向地下。地下党的在城市和农村发展,是非常迅速的。

但同时,中共地下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发展,是各种各样的。

中共的地下党在城市,主要是吸收了知识分子,而不是原来的工人;工人组织中,很多工头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力量,而不是真正的穷苦的无产阶级成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力量。

中共地下党在农村,发展可谓是比较散漫的。长期以来,地下党无法吸引太多的农民入党;同时,宗族、地域等观念,严重影响了地下党的发展。

从《革命与反革命》这一书来看,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其实是充满各种无效和合理的,但即使这样,中共依然战胜了国民党,这只能说国民党确实太无能了,也太不会把握时事了。

(四)国民党的实际情况:表明的繁荣的背后是无效

国民党,1927年到1949年,是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个政党,一直处于虚假繁荣状态。

国民党的权力最高机构一直在演变,而且,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国民党自始至终,没有处于统一和齐心协力状态。孙中山曾经凭借个人权威对国民党全面影响;但孙之后的蒋介石,在孙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通过权威和实际法理的优势,对国民党全面控制。

1927年到1949年,很多大学教员纷纷加入国民党。当国民党对大学教育影响有限;而且,由于负责教育的国民党的党的政策的不合理,造成了国民党的政策徒增厌恶,而没有权威。

国民党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国民党本身,并没有有效整合“国家-社会-个人”。孙中山学习苏俄,本意是借鉴苏俄,让中国国民党成为革命的前进动力,

成为整合个人的工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成为治理国家的基础。但中国国民党,打着“以党治国”的幌子,党治却虚有其表;军队反而成为主体。最后,形成了“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这种无效的结构,导致后来的失败,也算是合情合理。

(五)社会的巨变:民国的现状

民国,经历了社会的巨变。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从社会结构入手,剖析了民国社会的巨变。

革命与反革命》一书,首先剖析了农村权威(权势)的蜕变。农村传统的权势和权威,由士绅拥有。士绅在传统上,来自于科举考试。但科举停了以后,士绅逐渐由学校和上层权势人物的派生势力组成。

再次,《革命与反革命》剖析了县长为代表的基层长官的变化。县长,或县官,在传统社会上,是直接治理百姓的。民国以后,县长不再直接治理百姓,变成了治理基层官员的官。这表面地方的结构变得复杂,而基层政府变得膨胀。

同时,《革命与反革命》,还剖析了县衙与乡村的政治场景。传统的乡村,是自治的;但民国以来,乡村成为县级政治势力的延伸。区乡保甲成为县衙的附庸和执行工具。

这一切,表明了社会的巨变。

值得一提的是,王奇生先生在研究民国政治生态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统计知识。通过统计方法的展现,客观展示了结构的变化,并展示出了一个可信的结果。这说明,统计学的运用,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

(六)结语:混乱的时代,会充满生机

读王奇生先生的《革命与反革命》,其实,也从另一方面,感觉到了民国时期的混乱。

民国的混乱,体现为几方面:1)思想的混乱。各种思想在一起互相打架,而且,没有一个主流思想,也没有一个和谐的状态。2)权力结构的混乱。最高权力始终是在变化,最高权力的结构也在不停的变化。地方权力结构和基层权力结构也始终在变化。3)治理结构的混乱。治理,不仅仅指上层对下层的管理,还包括下层与上层的互动,上层之间不同主题的互动与制衡。在民国时期,治理是非常混乱的。上层始终无法有效控制下层,下层也无法有效把信息表达到上层。治理结构非常混乱,同时,也非常无效。4)精英录用的混乱。每个社会,都有精英。一定意义上来说,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精英的发展史。民国时期,对精英的录用,是极其混乱的。传统的科举考试已经不存在了,但新的精英录用方式,一直无法达到有序。

但民国时期,也始终体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现象。各种思想层出不穷,大师辈出;各种英雄人物涌现。

单纯看治理绩效,你会被民国治理的低效所震惊,并似乎感觉无能为力。但混乱的时代,也通常意味着机会。这个时候,如果建立一个有效的组织,并不断整合各种力量,会在混乱的时代,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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