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些国家属于中欧国家。中欧是一个边界变动频繁，由很多民族共同组成的一个地区。在欧洲史上，这里被列强所环绕，常年饱受着铁锤重击，成为了大国的擦脚布，任其蹂躏。其中最不幸的就是波兰了，前后遭到数次瓜分，两度灭国。
冷战时期是中欧最悲摧时刻。这一时期，中欧肉体与精神分裂、对立：它在文化上从属于西方，但在政治上却听命于东方。心怀历史的光荣和梦想，对抗现实的压制与撕裂，中欧成了冷战时期大事频发，非常吸引眼球的地方：1956年匈牙利革命，随后被苏联镇压;1968年布拉格之春，随着苏联的入侵;波兰曾三次起义，均告失败。冷战结束之后，它们都加入了欧盟，实现了肉体与精神的统一。
曾经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这幕中欧大戏中的重要桥段。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是这出捷克、斯洛伐克活剧中的主角。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杜布切克的确是“不宜从政”，因为每次登上权力高峰后，他都遭到了“死亡”的厄运：第一次是政治生命，第二次是肉体生命。然而，他个人的悲剧就像社会良心一样，鼓舞着中欧人民不断抗争，追求民主与富强。
1、出师未捷便遭清洗
杜布切克其实受惠于前苏联。他的成长、发展和攀登至权力顶峰，都与苏联密不可分。杜布切克1921年出生在斯洛伐克，1925年全家移居苏联，1938年回国。二战后的1955年，他前往莫斯科留学，并在完成学业后于1958年再次回国。正是因为这种根正苗红的成长经历，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寄予极大信任并委以重任，使他于1963年出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1968年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然而，倔强的斯洛伐克人毕竟不是甘受摆布的池中物。在杜布切克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在国家发展道路上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在治国理念上，杜布切克主张“人道社会主义”，并且推动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自1968年初开始，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开始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包括：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容忍艺术自由、放松旅行管制和允许新兴的公民运动存在。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行动纲领》，提出了改革的主张：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40年后的今天，尽管纪念“布拉格之春”的活动仍然吸引很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众，但两国很多一流思想家对布拉格之春并不太重视，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在本质上是共产党的家务事，是党内改革者要压倒强硬派的一次尝试。的确，捷共的改革方案与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它并没有完全抛弃旧有的传统，是体制内的改良。但是，自视为家长的苏联，不允许家庭成员自出机杼，任何离经叛道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蔑视和挑战，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
此时的苏联，在秉持“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势头正盛，任何威胁到苏式“共产主义制度”的病毒都必除之而后快。同时，心胸狭隘的北极熊，对于二战之前捷国拒绝苏联、投靠希特勒经历，耿耿于怀，一直想战刀出鞘以示惩戒、避免再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捷共高层当中，拒绝放松对社会控制权的保守派，蠢蠢欲动，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恢复严密控制。
于是，在这种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多重助推下，苏联开始了压制行动。在苏联党政军领导接连访捷、在报刊上对捷共领导进行攻击、在多个场合展开激烈争论而无明显效果后，7月23日，苏联陆军开始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苏联西部领土至包括波兰、民主德国在内的广大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威胁捷共。8月20日，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隆隆开进布拉格。与此同时，苏联及部分波、德、保、匈部队也以同样方式占领了布尔诺等捷克斯洛伐克其他主要城市。在这次行动中，苏联和其他国家共投入50万大军。捷共的改革方案未及开花结果就被扼杀，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21日清晨，杜布切克连同总理、国民议会主席和几位党的高级领导人，被押上飞机，关押在莫斯科。之后，在苏联的强压下，签署了城下之盟：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议定书》。捷克斯洛伐克被迫接受了所谓苏联占领是“保卫社会主义，不是干涉内政”，待捷局势“正常化”后，苏军即撤走的说法。8月27日，杜布切克与总统斯沃博达一起飞回布拉格。一段时间内，杜布切克仍被放在捷共第一书记的位置上，但到1969年4月，苏联直接下令免除了他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接任。
去职后的杜布切克，先是被短暂放逐到土耳其做大使。之后，直接遭受清洗被“双开”，下放到伐木所工作，并处于秘密警察的严格监视之下。同时，捷克短暂的政治自由化和文化繁荣期结束了，10万多苏联军队无限期地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苏联长达21年的高压统治，由胡萨克政权进行着平庸而压抑、“只顾外表光鲜、任由内部腐烂”的“正常化”治理。
成千上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被迫改变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甚至找不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稳定工作。这一切给捷克人造成了道德困境，人们对自己的作为和状态感到羞耻，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和理想开始被严酷现实所粉碎。在此期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昔日活跃的作家、诗人、编辑、艺术家都被迫清洁大楼与地面、在工厂里焊器件、做泥瓦匠。政府颁布了各种禁令，赤裸裸的谬论又占据了上风。人们躲入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只关心食物、家具、车子、乡间的别墅，生活被降低到蔬菜和生物学的水平。
杜布切克则成了罪人和批斗的对象。在“认罪书”是，他说：“我们是十足的傻瓜。但我们的愚蠢应归咎于对共产主义进行改革的想法和观念。”然而，从历史来看，苏联的镇压行为才是“十足的傻瓜”，它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为之后的捷克斯洛伐在巨变埋下了导火索。
2、二度出山车祸罹难
杜布切克力推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造成的震撼。他上任后阅读了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了解了20年来的迫害、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情况后，决心不让这样的悲剧在捷克重演。然而，形格势禁，他不仅没能阻止悲剧，悲剧还在他身上重演。这位18岁加入共产党的政治家，在1970年6月26日，被开除出党。此时，他年仅48岁。失意和失望，使他身心俱疲，棕色头发过早地变得灰白，在林场工作到1985年时退休。
然而，20年的迫害，并未动摇他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观点。1989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期间，杜布切克支援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公民论坛运动。哈维尔其实与杜布切克同病相连。上世纪6、70年代，他们是两大走背气的名人：杜布切克因自由化天天挨整;哈维尔则时不时被抓进监狱——作为反对运动领导者和发言人，他1977年、1979年和1989年曾三度被判处有期徒刑。
哈维尔是捷克历史上的“怵心胆、动魂魄”者。从剧作家、阶下囚，再到总统，哈维尔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唯一不变的身份就是异议人士。在“布拉格之春”遭摧残后，哈维尔公开批评政府、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见者，并起草《七七宪章》。后来，面对后共产党时代的种种自由，他也发表了有说服力的怀疑言论，要求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同时，他又不仅仅是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无论是在1989年“天鹅绒革命”，还是在之后多年捷克的国家生活中，他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尽管哈维尔称自己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但却被阴错阳差地推上了“王位”，一干就是13年。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一任总统和捷克第一任民选总统，10余年里，哈维尔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建立起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非由总统指定，总统只拥有象征性权力。2003年离任时，哈维尔在捷克民众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当然，比起就任总统时曾高达87%的支持率还是有所下降。2011年12月18日，长期患病、嗜烟如命的哈维尔，在睡梦中离世，享年75岁。他死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洲，都备享哀荣。
相较之下，杜布切克的命运就差了些：天不假时，突遭横祸，他没能更好、更多地为新捷克斯洛伐克服务，更没有机会为国家创造一套运行良好的制度。1989年捷共统治瓦解后，杜布切克复出。先后就任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联邦议会主席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等职。1992年9月1日，大雨，在出席完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会议后，杜布切克乘坐深蓝色宝马车回家。然而，一场意外的车祸，让这次下班回家成了不归路。在行驶到距洪波莱茨88公里时，轿车翻入路边的壕沟中，杜布切克被甩到20米外的水中，肋骨、盆骨和脊椎骨多处骨折。因伤势过重，经多次手术后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并最终于11月7日逝世。后葬于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附近他妻子安娜的墓旁。送葬者有来自40多个国家的政治家、议员及外交、宗教界著名人士。
大国横亘导致中欧的历史很悲情，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争夺与欺骗，难免让人们把政治与阴谋联系起来。就像2010年波兰总统卡钦斯基飞机失事，让阴谋论甚嚣尘上一样，杜布切克之死的很多未解之谜也让人思绪万千：宝马车未交德国专家查验，无缘无故地消失了;三个证人，一个销声匿迹，一个拒绝出庭，一个一言不发;对只有轻微脑震荡的肇事司机，调查和审判都很仓促，仅判剥夺自由一年;杜布切克是公干后回家，但所带文件、甚至连手提箱都踪迹不见。
他死后不到一个月，经过全民公决，捷克和斯洛伐克分道扬镳，于1993年1月1日宣布正式解体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1993年7月初，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致函民族院主席，要求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杜布切克车祸案。但是，车祸原因至今仍无定论。
乱世出英雄。每个被欺负的民族，都会有不怕牺牲、不畏艰辛、不计得失的杰出儿女挺而抗争，无论在明哲保身者看来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已经成为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代言人和符号象征;作为思想家和实践者，哈维尔的精神遗产也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国内，对于“布拉格之春”，新一代年轻人似乎有不同的感觉。大部分捷克人仍然不愿意原谅苏联的入侵行为。而斯洛伐克人对苏联的入侵虽然也进行了谴责，对当时参加“布拉格之春”运动的斯洛伐克领导人也仍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们更注重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毕竟，对地缘政治的清醒认知比沉溺历史要来得更明智些。
3、中欧诸国何去何从
在漫长的岁月里，中欧诸国夹在俄罗斯、奥匈、奥斯曼和德意志帝国这些巨大力量中间，为自己的独立性苦苦挣扎。在二十世纪，它们又被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轮番洗刷。然而，任何苦难都是有回报的。它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失败感，始终弥漫的不安全感，造就了充分的自省意识和对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追问，使得中欧形成了文化上的一段繁荣时期——哈维尔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给予了中欧更明确的身份，还鼓舞了抗争的精神。
然而，胜利也往往伴随着消亡。冷战结束、苏联垮台后，“中欧精神”成了明日黄花。流亡者、反抗者纷纷登堂入室，成为政治领导人后，积极地融入欧盟，在政治、地理与文化上完全拥抱西方，成了西方的一部分。在担心来自东方直接入侵的梦魇消除后，昔日的身份困惑、中欧精神，渐渐被遗忘、被忽略，人们沉溺于新的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当中。
然而，国际政治中那句“你的邻居决定你的为人”的箴言却依然有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地理单元，中欧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欧盟与俄罗斯争夺影响的一个中心地区。它们的生活仍会受强国较力的影响。比如，为取得“一剑封喉”式的拦截效果，美国曾试图在离俄罗斯很近的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但遭到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最终美国转而部署针对伊朗短程导弹的改进型防御系统。处于大国夹缝中的中欧，依然处境尴尬，仍然是大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这让中欧国家很失望，对美国的亲近感不断下滑。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虎视眈眈的俄国与战略重点游移的美国，仍是中欧国家发展当中的不稳定和未知因素。而与此同时，登上欧盟的大船后，“中欧精神”已不再被提及，中欧身份也已经模糊，这些国家都忙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缺乏了这种精神与身份，就会缺乏抗争与创新精神，如哈维尔所言：政府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轻松自如、但对社会却是最为危险的道路。这样下去，在未来的日子里，中欧仍会被部分人视为是低于西欧的“二等欧洲”，仍有可能面临来自东方的压制与西方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