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猪花其实大家应该没多少人知道的，为何这么说其实这段历史非常的黑暗啊，黑暗到惨无人道，所以极少数被人提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分析看看这个叫猪花的到底是什么呢?猪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吧，一起看看猪花门的悲惨命运吧，嘿嘿!
鲜花常被用来形容女性的美丽和娇艳，所以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为“校花”，班级里最漂亮的女生则被称作班花。但“猪花”一词却很少有人听说，也不清楚其含义。当猪与花这两字并列时，就显得非常违和，人们甚至会觉得有点戏谑，因为这个两个字所代表的形象冲突，造成了喜剧效果。然而这个看似搞笑的词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因为其代表的是一百多年前，中国妇女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血泪史。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方殖民者依仗坚船利炮四处劫掠，贩卖人口则成了他们完成资本积累的一种罪恶手段。
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国人是被严令禁止出海的，对女子的出海稽查尤其严格，一旦发现洋人或本国商人偷偷携带中国女子出境，将依律严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的炮火轰开，西方殖民势力涌入中国，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人力资源，这怎能不引起他们的垂涎?于是那些在全世界游荡的人贩子就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当时，中国广东一带人口众多，耕地稀缺，再加连年战乱和官府洋人的双重剥削，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计极其艰难。那些西方人贩子便乘机以极低的价格招募华人到美洲去做苦力，本来乡土观念很重的华人迫于生计，便在这些人贩子的诱惑下背井离乡、远渡重洋来到美洲，在矿山、铁路、种植园中从事奴隶般的艰苦劳动。而那些人贩子把这些华工高价卖给雇主后，便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些华工则被蔑称为“猪仔”。
当时一些国内的奸商见贩卖“猪仔”有利可图，也干起了这种罪恶勾当，充当起了洋人的中间商。他们到沿海村镇大肆宣传西方如何美好，赚钱如何容易，勾起人们对海外的向往，帮助洋人把“猪仔”们诱骗上驶向大洋对岸的货船。
随着华工数量在美洲越来越多，成了当地非常重要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华工特别能吃苦耐劳，而且性格顺从温良，便于管理，所以雇主们都希望多用华工，为了留住他们，雇主许诺给他们寻找配偶，用他们挣来的工钱到他们的家乡去购买当地女子，然后送到美洲与“猪仔”结婚。在旧时的广东方言中，“花”是对女性的谑称，比如娼妓被叫做“花姐”。由于这些女人是与与“猪仔”配对的，所以这种女子就被称为“猪花”。
那些充当“猪花”的女子，有少部分是因为无以为生，走投无路之下自愿卖身前往的，但大多数则是被引诱、拐骗甚至被强行绑架上船的。中国奸商是诱拐妇女的主要黑手，他们把那些可怜的女人骗来后再卖给西方人贩子。有些奸商本身就是被拐骗的“猪花”，可是她们在外国赚到钱后，非但不帮助同胞，还为虎作伥，坑害本国女子。
香港总督文翰曾在1894年的一份报告中称，他在香港所见：有六七个从旧金山赚到钱返回香港的妇女，以炫耀她们赚取的钱财为诱饵，勾引了三四十个青年妇女随他们去往加利福尼亚，逼迫她们充当娼妓，而她们自己则做起了老板娘。
“猪花”的卖身价格非常低廉，1853年，香港的英国人贩子从中国人贩子手里收购的“猪花”价格是每人40大洋，女子的年龄是10到15岁，在美国交货时则高达每人1000大洋。由于“猪花”身价低贱又利润巨大，所以人贩子每次贩运都尽可能在船上塞进更多的“猪花”，与他们贩运黑奴一样，船上的环境极其恶劣。
1854年，英国船长柏顿驾驶的“英格伍德号”从宁波开往澳门。船上有47个被拐卖的女孩子，年龄最大的仅8岁。葡萄牙人贩子马丁内兹把她们塞入长约2.7米左右，宽不过1.8米的小船舱。排泄物、呕吐物充溢其间，恶臭令人窒息，女孩子们浑身肮脏。为防止船舱透出恶臭气味，人贩子全然不管这些女孩子的死活，竟把船舱间的缝隙封堵起来。船舱顶很低，孩子们连伸开腿坐下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蜷缩着挤在一起。不久她们的身上就生了癣疥、脓疮，加上满身跳蚤，痒痛难熬，一个个蓬头垢面，几乎不成人形。
这艘船在厦门停泊时，船上一名好心的中国船夫报告了官府，这些女孩子才幸运地被解救出来。马丁内兹曾告诉别人，这些“猪花”运到澳门后，就把她们转卖给那里的西班牙领事，他转手之间就可从女童身上赚到1600多银元。而受雇于他的英国船长柏顿，也会获得高额工资。
“猪花”本来是以嫁给“猪仔”的名义卖到海外的，但事实上到达那里后，大多数被卖进妓院，受尽屈辱和折磨。“猪花”中能与“猪仔”成为夫妻者少之又少。1870年，美国一共有华工三万到四万人，“猪花”2000人，但成为华工妻子的不到100人，其余都被迫成了娼妓。
因为不堪人忍受人贩子的折磨，许多“猪花”被迫自杀，她们或吞食鸦片，或投海自尽，或绝食上吊，惨绝人寰。
也有“猪花”奋起抗争的，有个姓白的广东南海姑娘，被拐卖到旧金山，受尽百般虐待和折磨，人贩子逼迫她为娼，这个弱女子誓死不从，上吊自杀。当地华人感佩她的节烈，给这个本来没有名字的姑娘取名白贞烈，并把这个名字刻在了她的墓碑上。1888年5月7日，清朝使节傅云龙到达旧金山，听说此事后非常感动，他特地拜祭了白贞烈之墓，并为其墓撰文勒石纪念，表彰其贞烈气节。傅云龙在日记中记载了白贞烈的悲惨遭遇，及其她去世后“猪花”们常来扫墓的情况，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达了深深地同情。
那些遭受了巨大痛苦后幸存下来的“猪花”，如果在年轻时能遇到一个好人，组成家庭，就是极大的幸运，但绝大多数“猪花”只能凄惨渡过一生，到老时孤苦无依，又无法回到故土，最终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
“猪花”这段黑暗历史后来很少被提起，几乎被遗忘了。但日本人却对此做了研究，日本学者可儿弘明写了《“猪花”——被贩卖海外的妇女》，通过大量调查，获得了被拐“猪花”的口述和笔录，以及邻居亲戚和人贩子的口供，写成了一部“猪花”血泪史。
日本人之所以热心做这种研究，是日本发展之初，日本妇女与中国“猪花”有过相似的遭遇。当年日本为了积累资本，一些人贩子诱拐家境贫穷的妇女到南洋去做娼妓，这些妇女在那里遭遇了与“猪花”一样的惨痛经历，最后被抛弃和遗忘，老死海外，这些女人在日本被称为“南洋姐”。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猪花”的悲惨命运，也算是感同身受，因而予以格外关注。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拍摄过一部电影《望乡》，影片挖掘了“南洋姐”的凄惨历史，并做了感人地描述，在她们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猪花”影子。
当年国家贫弱，被列强轮番欺辱，人民也毫无尊严可言，被当做动物一样贩卖。如今正走在崛起之路上的中国人民，应该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千万不要让这种悲剧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