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使的秦国从战国七雄当中脱颖而出，成为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其中变法对于秦军当中的编制和奖励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得秦国部队素质和战斗力会更强。到了秦始皇上位，依然延续了商鞅变法当中的内容，同时还推出了一些配合变法的措施，当秦始皇提出灭六国计划时，想必已经胸有成竹对于秦国的实力已经非常自信了。下面几位大家简单讲讲秦国部队当时的编制，一起来看看吧。
一，开宗明义，秦汉军事制度存在继承关系，但并不相同，过往人们平常所知的“秦军”信息，其实是前人研究者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根据汉代军事制度进行的反推，需要根据新见地下材料进行补充、更新认识。
二，商鞅变法时代的“秦军”，在《商君书·境内篇》中有明确的体现，但是过往的解读、复原基于“汉军”制度或“周礼”制度进行回溯，多有错漏，三解进行了重解，得出的结论是，此时的“秦军”，仍是一支“身份军队”。
系将军统邦尉，邦尉之下为“宫官诸令”+“兵种诸令”+“二五百主”+“邦司空”同级，各自统属不同兵员的“四军”，或者说四个军事梯队。
其军队的构成，从已知的信息来看，至少分为四个部分：
(1)“宫官诸令”(如郎中令、中大夫令)所统的“郎”、“大夫”，为车兵、骑士，是身份高贵、装备精良的贵族子弟军人，是配属的“特种兵”;
(2)“兵种诸令”(如发弩令、轻车令)所统的“中卒”，为武力精选的轻车士、强弩士，是战斗兵的主力中坚，比拟的是春秋时代的甲士;
(3)屯卒，为普遍发役的士兵，是战斗兵的辅助力量，比拟的是春秋时代的徒卒;
(4)徒，徒、校等，是邦司空管理下的刑徒、奴隶，负责辅助工作。
总而言之，此时的秦军，相对于春秋时代的“贵族军队”的唯一创新就是选拔“中卒”，实质上就是战国时代“魏武卒”的“省钱版本”。
三，秦始皇时代的“秦军”，根据《二年律令·秩律》和《史记》相关记载反推，继承了商鞅变法时代的兵种划分，却走向了普遍性的“发屯”，即大量编组野战军编制，其特点是：
(1)“宫官诸令”(如郎中令、中大夫令)地位上升，不再以“编制单位”参战，与卫士令、公车司马令等以“士”为身份要求的单位，构成宫殿门卫戍的多层防线;
(2)“兵种诸令”(如发弩令、轻车令)变成军政管理岗位，而不再是战场指挥岗位，也不再以“编制单位”参战;
(3)形成了没有战事时，以中尉(含车骑尉)、郡尉二系统维持京师和郡县的治安管理，并设置全套的军事职务以“储将”，“正卒”中有限数量的“在咸阳者”进入秦王、皇帝私属，“散居各县的”则担任基层“吏卒”负责行政、治安，节约国家的平时养兵成本的“平时军事体制”，京师的卫尉系统，则成为平时“卫卒”轮值的唯一屯军(即野战军编制的防守部队);
(4)形成了有战事时，抽调“中卒”载传入军，快速搭起军队的骨干架子，辅以中尉和郡尉的普遍性动员“发屯”，在本辖区拉起起足额的百姓“屯卒”，填入“屯军”，成为战争主力炮灰的“战时军事体制”。
总而言之，此时的“秦军”，仍保留了“中卒”和“屯卒”的区别，在野战和屯卫编制中，战斗力中坚已经转化成“普遍徭役”，但仍只有“常备武职”而没有“常备军”。
带有“常备军”色彩的，只有卫尉—卫尉司马系统管理的“卫卒”，以及在北方上郡的屯兵以及南方的五岭之戍，但本质上都属于“临时”性质。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对于人民的管理原则是“原子化”和“分而治之”，所以，其对百姓的防备，是基于小规模甚至个体的反抗准备的(见《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而秦国扩张至统一，开始了大规模的“屯戍”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更恐怖的是其中包含着一部分本该被秦帝国纳入体制内，却被抛弃了的“临时军官”，比如屯长陈胜(见《从陈胜的出身看秦朝灭亡的真正原因》)，当他感觉到自己辛苦赚来的爵位身份一文不值时，那些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就开始纷纷反叛，秦帝国基层的吏卒根本无从抵抗。
而这个故事向前一步的思考就是——商鞅所建立的根本不是什么“古典军国主义”制度，世界上哪有因为扩张胜利而崩溃的“军国主义”?他所塑造的，不过是一个专注于对内管理和压榨的“大监狱”罢了。
三解在《一本，二场政变，四个真相》一文中详细描述两场政变，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论证秦始皇父子因政变而兴，又因政变而亡的轮回宿命，而是为了以此为切口，讨论秦汉之际中央军，乃至整个军事制度的变迁。
